“独狼”陈嘉庚

        在新加坡赚得的财富悉数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来到战火袭扰、灾害频仍的闽南⋯⋯橡胶产业为他带来了亿万财富，而支持中国的革命与教育事业，则成为他财富的归宿。

        撰文：曲哲，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2013年3月刊

        在一本描述近百年亚洲商业巨头的著作《亚洲教父》中，美国作家乔•史塔威尔称陈嘉庚是那个年代唯一没有以买办身份发家的企业家，他不走行贿路径，纯粹靠发展商业贸易胼手砥足搭建起自己的商业大厦。当时一位英国大臣考察新加坡工业后称陈嘉庚的公司是“亚洲最大的企业”。
        今天，“橡胶大王”的辉煌早已没入历史烟尘，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大学，仍在泽被后人，他作为一位慈善家不断被后人提及、缅怀。
       “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这是陈嘉庚对金钱的见解。至1934年，陈嘉庚经商30年，获利1900 万元，仅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就花去800万元，约占获利总额的42%。
        大教育家黄炎培评价陈嘉庚道：“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一人。”并称陈嘉庚“毁家兴学”。虽然陈嘉庚一直否认“毁家兴学”，但是他的一生却恰好证明了黄炎培所言不虚。
        他是个工作狂人，却不迷恋钱财。他用钱财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又成为毛泽东革命的重要筹款人，延安革命经费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陈嘉庚的筹款。此外，他投入最巨的，是家乡福建的教育事业。
         从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到梳着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西装，陈嘉庚带着满面的风霜穿梭在福建和新加坡之间，就像一架不知停歇的机器，在新加坡就是橡胶业、航运业的运营、算计，在福建则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兴办管理、事无巨细的统筹，那些在新加坡赚得的财富悉数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来到战火袭扰、灾害频仍的闽南。他的所有产品都用钟作商标，钟声象征着中国人民的觉醒。
         新加坡的欢乐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陈嘉庚却从来不是富豪大亨圈子中的一员，他滴酒不沾，无任何不良嗜好，一生也从未卷入任何关于女人或赌债的丑闻。在那个极其腐败的年代里，他的理想、他的鲜明的亲共立场使他与逐利的商人们和族人们格格不入，他与亲国民党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势同水火。
        当地的华裔商人往往将融入当地政治圈子以谋取商业利益视为最大成功法门。陈嘉庚却自我例外。他不以商人自奉，还多次向人表白, 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并一手创办了《南侨日报》。
        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首次发愿是为胞弟所刺痛。有一次，刚刚新婚的青年陈嘉庚回乡省亲时，看到自己的胞弟整天无所事事，赤裸着身体四处疯玩，他很是气愤，把胞弟绑在树上，拿起鞭子就痛打了弟弟。
        之后陈嘉庚痛定思痛，除了留下部分家用，他拿出全部积蓄2000银元，在村里创办了惕斋学塾。然后这位倾尽身家的年轻人不得不离开新婚燕尔的妻子，回到新加坡为父亲打工。就在那时，他心生大愿，“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因为“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橡胶大王”
        陈嘉庚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县的集美社（今集美镇）——一个与厦门隔海相望的偏僻渔村。他的父亲陈杞柏在新加坡发展事业，仅仅是时而汇款回家。他由母亲孙氏独力养大。母亲乐善好施，笃信佛教，除自己的孩子外，一生还收养了6个孩子，在村民中享有盛誉，她还曾拿出全部家当——400银圆，抚恤乡民，平息了一场建屋械斗。
        陈嘉庚8岁入村里私塾念书，旧式教育只知照本宣科，虽然陈嘉庚十分用功，把读过的书都背得烂熟，但“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这也令他后来决心兴办新式学校。成年后倾心革命、投身教育的陈嘉庚把读书作为他一生最大的爱好，他在南洋和国内的报纸上撰文支持革命、呼吁支持教育，这些完全靠自学得来。
       16岁时，陈嘉庚远渡新加坡，他操着一口闽南语，根本不会说英语，在父亲的米店当学徒，兢兢业业一干13年。父亲是个干练的商人，从事多种投资，包括房地产、西米厂和菠萝罐头厂。但他更爱自己的庶子，和长子陈嘉庚没有什么感情。
        陈嘉庚因此养成了谨言慎行、勤奋工作的习惯。他工作出色，老成持重，很快升任经理，并给顺安米店赚了大钱。但父亲还是将公司权力移交给庶子，陈嘉庚以职业经理人自奉，并力持节俭。
        母亲去世后，陈嘉庚回家乡守孝三年。等他回到新加坡，发现倏忽之间父亲已经破产负债。他主动帮助父亲承担了所有的债务，也以此迎来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年代。
        当时菠萝罐头市场竞争激烈，陈嘉庚认为整个行业多不注意成本核算。他规定公司当日购进的菠萝必须当日制完，当夜即结算盈亏，以此作为次日采购议价的标准；生产中也尽量减少剖工的损耗。三个月后，公司收入即大增。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终于清偿了父亲所欠债务，而他也明确提出诚信经营的原则：“中国人要取信于世界！我们中国人一向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众人慨叹之余，陈嘉庚也为自己的实业迎来了品牌价值和信誉，铸就了他的亿万富翁之路。
       《物种起源》出版的同时，种植业兴起，橡胶第一次从巴西被移植到马来西亚。从20世纪初开始，橡胶和咖啡等，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新商品”之一。商业嗅觉灵敏的陈嘉庚，只用2000元就购买了一批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从几亩到几十亩再到几百亩、几千亩。
        等到了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侨商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橡胶产业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他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慢慢地，他还设法和美国橡胶业协会搭上关系，把广告做到了美国，把“谦益”橡胶厂的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
        此外，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皮厂等，厂房达30多处。鼎盛时期，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
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侨商中第一个打破了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陈嘉庚既不是买办，也不是欧美工业的附庸，他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能够与欧美公司一较高低。

“毁家兴学”
        辛亥革命之前，陈嘉庚就已剪去辫子，加入了同盟会，并和孙中山结识，成为革命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之一。
        辛亥革命后，陈嘉庚回到家乡，开始为集美学村垒起砖瓦。这次回国办学与惕斋学塾大不相同。出洋到新加坡独力拼搏的几十年，他直接接触到20世纪初期的西方文明和工业，后来又担任了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总经理，他不仅深感兴办教育乃国家富强之道，而且自己也有了一点办学经验。他的办校范围不再局限于乡里族人，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为了凋敝的中国能够有独立思考的国民。这样即使世界变化了，“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才能从根本上逃脱天演的淘汰，因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
        从这时开始，陈嘉庚念兹在兹的是兴国方能兴家，兴学即是兴国。
        当时的集美社已经发展到二千多人口，分为七个房头，划地而居。七个房头又分成两大派，屡次械斗，结下了仇。陈嘉庚先对社里各房房长进行恳切劝说，晓以大义，使之明了同宗相亲的道理和兴办学校的好处；同时表示愿意负担学校的一切经费，取得了各房的支持。
         在陈嘉庚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所近代化的集美小学，1913年春在福建东南海滨建成，初期聘有7名教员，设有5个班级，招有135名学生。陈嘉庚亲自制定了“为改进国家社会”的办学方针，提出“诚毅”二字为学校校训，诚以为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毅以处事，百折不挠，努力奋斗。
         集美小学的学生不断增加。全县及邻近一些地区受到启发也想办学。当地小学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了。而小学要发展，首先需要师资。
于是，1916年，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决定创办师范和中学。他派遣胞弟陈敬贤回到集美，建造规模宏大的校舍，聘请优秀校长和教师，招收贫寒学生，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各生不拘师、中，所需被席蚊账，概由校中供备，以资一律。”如此慷慨供养全体学生，不但在私立学校中所仅见，就是公立学校，也极少能办到。
        1919年，陈嘉庚又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开始兴建厦门大学。其“通告”宣称：“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
        他将商务全盘交给胞弟陈敬贤，行前把新加坡的所有不动产包括7000英亩橡胶园和150万平方尺的房产地皮，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
        他选定“国耻纪念日”为厦门大学校舍建筑奠基。校训为“止于至善”。他在演说中号召华侨：“吾国今日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属财产家，宜捐其一部分振兴教育，以尽救国责任，国家存在，而后国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则为犹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杀，生命且不可保，安从而娱乐耶？”
        当时的校址上，怪石林立，荒冢遍布。陈嘉庚亲自敦促工人清理坟墓，开采石条，就地作为校舍地基和筑墙的材料，节省不少建筑费。他亲自修改美国技师设计的图案，以降低造价。
1921年，厦门大学落成。“嘉庚风格”的厦门大学成为全国最美的大学校园，闽南式大屋顶与西式外廊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建南楼群，陈嘉庚倾注心血最多，五幢楼“一主四从”，排列成弧形，蔚然矗立在坡上，面朝大海，楼前利用落差辟为大运动场的弧形看台，恰似上弦月，称为“上弦场”。
        厦门大学开学后，在厦门和南洋招收新生136名，设“师范”“商学”两部，举邓萃英为校长。开学时，校长邓萃英带来一块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题赠的匾额，陈嘉庚认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缺乏士人气节，最终没有悬挂他的匾额。
        在陈嘉庚的坚持下，厦门大学除了教授四书五经，更多的是支持教育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同时陈嘉庚开始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希望训练专门人才充实实业，他创办水产及航海学校，以振兴航业，开发水产资源，他知道未来的航运将成为各个国家的命脉。他一边培育教师，一边在厦门自建渔轮一艘，以供学生出海实习。集美学校奠定了中国航运业的基础。如今集美大学的特色仍然是水产和航运。
陈嘉庚在家乡逐步打造起的教育事业群，其运营所需经费，全部出自他的产业。在接下来几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美国汽车业减产，陈嘉庚的企业连年亏损，多年亏损达1000万元，但是   他还是以厂房、地产和货物向银行抵押贷款付给集美、厦大两校经费378万元。
        虽然陈嘉庚再三呼吁华侨捐款，但是同时代的众多富豪不愿为陈嘉庚一手创办的厦门大学做嫁衣。陈嘉庚横下一条心，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力量也能办好一所大学，就像集美学校那样。这就需要快速扩张他的商业帝国，他贪婪地兼并、买入、创办，无数的商场、工厂、橡胶园、菠萝园拔地而起，内部流动资金不足，他就向各个银行大手笔地借贷。
        这些决定完全是他自己做出，弟弟陈敬贤也仅仅是辅助而已，整个集团的控制权被他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虽然西方的经营管理方法他也学了一些，但是骨子里他是个狠劲拼搏的华商，这个企业也是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
        清盘时，陈嘉庚有限公司的债务高达1290万余元，其中欠汇丰银行、纽约国民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大英银行、华侨银行等8家债权银行贷款加利息104万余元。
他在福建为教育投入共约800万元，主要是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其中厦门大学400万，正好是他原来承诺的数额。他认为“教育慈善诸事业，本为吾人应尽之天职”。因为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有大量的个人社会捐资，而“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发达，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
        为了使集美学校能继续办下去，73岁时陈嘉庚留下了伏笔，其效应一直持续至今。1947年，他授命其次子陈厥祥集资10万港元在香港注册成立集友银行，以期从中获得股息与红利，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5年，香港集友银行付给集美学校的红利与股息已过11.4亿港币。由2001年10月1日起，集友银行成为中国银行有限公司附属机构，集美大学每年都能分红至少2000万……

 陈嘉庚为他资助的教育项目工程进行建设剪彩
 

         及至后来，奔赴海外的下一代华商终于打破了门户之见，陆陆续续为厦门大学添砖加瓦：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陈嘉庚的大女婿李光前，这位新一代橡胶大王更加默默无闻地为教育倾尽全力。
        厦门大学的楼宇陆续镌刻上了这样的一些名字：香港的邵逸夫、桂华山、黄克立、钟宝玉、黄保欣，菲律宾的余明培、庄中坚、陈卿卿、许自钦、蔡清洁、邵建寅、洪文炳，台湾的张子露，泰国的丁政曾、蔡悦诗，印尼的林联兴、李文正，新加坡的吴定基……

苛刻的父亲与坚定的爱国者
        一位美国记者对陈嘉庚的倾资办学行为感到很不可思议，问他：“陈先生，你信仰共产主义吗？”陈嘉庚回答：“我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开始献出我的财产去办教育，让人们共我的产了。”
        与多数侨商，甚至多数华侨不问世事大不相同，陈嘉庚自从追随孙中山以来，就一直抱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在他那里没有中间地带。
        在创办厦门大学期间，一位校长备选者是与陈嘉庚私交不错的汪精卫，两人在同盟会结识，陈非常倾心于汪的才华。后来在汪主张对日和谈时，陈以国民参政员身份，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并获得通过，邹韬奋誉之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叛逃后，他又立即发出通告，历数汪精卫的六大罪行，带头筹集缉拿汪贼的经费。陈嘉庚多次对媒体坦言，“生是华夏人，死是中国魂，倘若一息尚存，定为祖国驱除日寇尽力！”
        抗战中，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慰问，在国民党高层最高规格、盛情接待的背后，陈嘉庚发现，这个当时所谓的“大后方”民不聊生，官绅大发国难财。奔赴延安之后，陈嘉庚在廉洁的延安找到了中国的希望，他自此成为坚定的亲共人士。新加坡沦陷期间，他因此被日寇认定为“南洋抗日之巨头”，宪兵队日夜出动到处搜捕他。陈嘉庚历经数月辗转颠簸，住地不断转移，姓名不断更改，仍然身陷重围。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暗藏着一小包“氯化钾”，就是为了防备敌人强迫他做傀儡。避难爪哇期间，他凭借回忆，写下了《南侨回忆录》，很多的海外华侨就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共产党，了解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毛泽东和陈嘉庚在中南海
 

        1950年，陈嘉庚回中国定居。此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扩建。从设计、绘图、备料到施工，陈嘉庚事必躬亲，一丝不苟。
将一生大爱奉献给国家、革命、教育事业的陈嘉庚，在家庭生活中，则以一个严苛的父亲形象出现。
        他一回家，孩子们常常躲回自己的房间，一家人其乐融融、有说有笑的场面在陈家几乎见不到。五子陈国庆这样描述他父亲：父亲把时间都花在生意和社会工作上，“对待子女非常严厉”。陈国庆15岁在道南学校读书时，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结果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直到他长大成人才戴上领带。陈嘉庚的第三子陈博爱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当时厦大校长林文庆建议让他出国留学，但陈嘉庚不允，他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志愿，为厦大和集美两校谋利益。
         陈嘉庚对此的解释是：“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实乃害之，非爱之也。”
后来孩子们长大离开家，他更是很少与子女团聚，生日也不许大家庆祝，只许孩子们在大年初一来见面，结果连自己钟爱的孙女死去几个月都不知道消息。
陈嘉庚的个人生活，是出了名的节俭与简朴。虽然身家过亿，陈嘉庚的四房太太，九男八女的庞大家庭每年花费不过数千元。他本人出门时口袋里的钱从来没有超过5元。因为“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
        回国后，陈嘉庚的身边没有妻妾，没有亲眷，过着甘地般的苦行僧式生活。
        陈嘉庚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和散步。年轻时，他确实吸过鸦片，抽过雪茄，但在20年代就都戒掉了，之后烟酒不沾。
        1949年至1955年间，陈嘉庚先后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考察旅行，近百个城市，前后历时近一年，行程多达数万里。82岁高龄的他在考察之后，在政协会议提了七项提案，其中有一项就是禁止给公务员配给香烟。考察时，东北的一位接待的工作人员热情地邀请他吸烟，那是特别为接待他而准备的香烟，陈嘉庚当时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因为办学积劳成疾，在日本养病期间出家学佛，陈嘉庚十分不理解胞弟的做法，自此与之决裂。他更显孤独，办学失去了左膀右臂，孤单的背影更加经常的出现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工地上……
        在“反右运动”中，陈嘉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作大会发言，肯定“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后，着重讲了十六条意见，半句不提“反右派”，而是尖锐批评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骄傲自满、懈怠傲慢等弊端。有人劝陈嘉庚不要再“大鸣大放”了，陈嘉庚回答：“我一生实事求是，不平则鸣。做人要诚实，政治更应诚实，绝不能指鹿为马讲假话。”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逝世前他喃喃叮嘱，国内银行还有300多万元，“全不留给子孙”，其中250多万，用作集美学校建筑和集美学村的福利基金，50万元捐为北京华侨博物馆建筑费。“归宿，不占集美极有限的土地”。他死后简葬于厦门集美自己的故乡。
         他说：“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去。”他言行如一，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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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媛名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