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晏:颜李学派的实学精神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海晏

　　在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中，颜元、李塨开创的实学学派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颜李学派反对“心口悬空之道，纸墨虚华之学”（《习斋记余》卷三），注重“实用”“实事”“实政”“实征”“实功”“实得”“实践”和“实学”，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风貌和思想特质。在这一长串冠以“实”字的流行语汇中，“实学”一词最具概括力，在他们的著述中屡有所见，如“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存学编》卷二），“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存学编》卷三），“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存学编》卷三）。在颜、李那里，“实学”又谓“真学”“正学”“圣学”，与之相对立的是“虚学”，亦被称作“伪学”“异端”“泡影学问”和“纸上学问”。

　　颜元38岁时在写给江南经世大儒陆世仪的信中，讲明自己的学说宗旨，言及“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绩”诸概念，提倡“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存学编》卷一）。学界讨论颜元思想时多言及于此，但少有详析其意者。其实，这组概念正是“实学”理念在不同理论维度和意义层面的展开，对于把握颜李学派的实学意涵，殊为重要。

　　一

　　颜元、李塨倡导的“实文”，即指古之所谓礼、乐、兵、农等对国计民生、社会发展有实际用处的知识技能。颜元说：“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燦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存学编》卷二）李塨说：“古人之学，礼、乐、兵、农，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经世济民，皆在于斯，是所谓学也。”（《存学篇序》）

　　在他们看来，《六经》文本乃是古之先贤用来记载六德、六行、六艺及三事、六府之道的。所谓“六德”即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渊、任、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颜元将其与六德、六行、六艺相对应，说：“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习斋记余》卷三）至于“六府”，乃指水、火、金、木、土、谷。李塨《瘳忘编》认为“六府三事，此万世亲民之至道也”，并分别解说：“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诸事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

　　在颜元、李塨眼里，秦汉以降的空疏学问，明虚理、记空言、尚浮文，使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社会危机重重。颜元将历史的演变概括为务虚的“文墨世界”与崇实的“事物世界”之间的对立转化。他指出，文盛而衰，物极必反，一是由文而质、返虚为实的良性转换，一是返于灾难性、破坏性的蔽野。颜元开出的医治良方是“彼以其虚，我以其实”（《存学编》卷一），“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存人编》卷一）。颜元晚年主教广平府肥乡县的漳南书院，把书院教学宗旨定为“宁粗而实，勿妄而虚”，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历史、诗文、水学、火学和工学等众多实用知识和技能。这些均属其“实文”的范围。

　　二

　　所谓“实行”，是就教学的方式和目的而言，指身体力行、习行践履、躬行实践。颜元指出，学不应耽于“谈天说性”、讲学著书，只在心口之间、口耳之间传递，要落实到行动，在习行中学，学成与否在于能否实行，学而不行，不成其为学。他说：“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矣”（《存学编》卷四），“夫讲解千卷，何如习行一二也”，“二千年纸上有《四书》《五经》，口上有《四书》《五经》，吾人身家、朝廷政事、海域边疆上全不见《四书》《五经》也。”（《习斋记余》卷六）

　　颜元以学琴为例，说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也不叫学琴；而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征求中节，方是学琴之正道。他又以医为例，说传世的医学典籍是用来明医理的，而要疗疾救世、治病救人，则须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等操作。

　　颜元奋志习行，力戒空浮，人到中年将家塾“思古斋”更名为“习斋”。因其书屋名曰“习斋”，故世人尊称习斋先生。当代学者将颜元偏爱的“习”字解读为五义：其一，实践的意义；其二，证验的意义；其三，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意义；其四，自强不息的意义；其五，功用的意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9—372页）

在道德实践上，颜元平生最恨那种“好言人短及伺人阴”的伪君子，说其“万卷诗书，只作名利引子”（《存人编》卷二）。他强调：“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习斋记余》卷五）他父亲为蠡县朱家养子，故其幼年冒姓朱氏。三岁时满洲兵入关侵掠，其父被掳，母遂改嫁。他二十多岁方知实情，改还本姓。五十岁后出关寻父，历尽坎坷，困苦难状，经一年余，负亡父遗骸千里归葬，尽了传统社会一个孝子应尽的孝道。临近五十的颜元，为延续子嗣，买女为侧室，然该女既痴且颠，遂知为媒人所欺。后退人索金，该女旋被媒人转卖他人。弟子李塨闻讯面陈其非，颜元悔过立改，尽出原金赎女归其父。

　　三

　　颜、李反对宋儒强分体用，主张“体用兼该”“体用浑全”，故不太强调对体用范畴的划分界定。朱子学以性理为体、形气为用，颜、李与之相反，强调自然与人作为物质性存在的首要性，指出：“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习斋记余》卷一）他们所谓“实体”，泛指林林总总、气运生化的物质世界与作为感觉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讽刺那些向虚处用功的腐儒，侈谈心性，游说方外，目中无人，目中无物，“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钝者似捉风听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存学编》卷一）。

　　在颜元看来，理学家标榜的“天命之性”实乃子虚乌有，人的机体及其功能就是“气质之性”“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存性编》卷一）。人有感觉器官就有视听言动、喜怒哀乐和饮食男女，这天然合理，无可厚非。“气质之性”虽各有差异，但不可谓恶，人的行为乃由“引、蔽、习、染”所致。颜元在肯定人的感觉欲望天然合理的同时，亦重视六行、六艺等道德修行的作用，他说：“六行乃吾性设施，六艺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发现，九德乃吾性成就。”（《存性编》卷二）

　　“实绩”指社会功效。颜元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否认传统上尤其是宋儒所信持的义与利的对立。他认为，义乃利之和，后儒所云“正其谊，不谋其利”，乃大错特错，当矫之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存性编》卷二）。侯外庐先生说：“颜元的经世思想，首重民生的福利，和近代西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市民阶级思想是相似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77页）颜李学派是否属于市民阶级的思想，尚可探讨，但其近似于功利主义的思想色彩是显然可见的。

　　四

　　综上所述，颜元、李塨的“实文”与“实行”属知识论范畴，前者就知识的内容言，后者讲的是学的方式与目的，“实”是知行合一的关键所在。“实体”“实用”既涉及宇宙论更关乎人性论，体用一致就一致于实。“实绩”系社会伦理中的功利论，“实文”“实行”“实体”和“实用”皆以此为旨归。颜李的实学反对高谈阔论、心头觉悟，而注重实习力行，就是说反对只“说”与“想”而强调“做”，反对停留在语言、文字和头脑中，而把一切落实到行动中。他们最为看重的是社会的实际的效果，强调的是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

　　这样，“实”如一条红线，将“文”“行”“体”“用”“绩”贯通起来，将教学、行为、自然、心理、伦理和社会诸方面打通。彼此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环环相扣，构成了个性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实学。颜李学派的学者大都既是学者、思想者，又是生活于社会基层的劳动者。如颜元自幼年起就孤苦备尝，琢以缧絏，炼以农圃，“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薥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上）后为养老计，乃学医。李塨虽出自书香门第，却自少习射，青壮年时因力田不足养亲，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这使得他们的思想落地生根，下接地气，敦厚务实，散发着质朴气息，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

　　颜李学派的实学，尽管有学者所说的泥古、粗浅、过分倚重经验等理论短板，但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由传统到近代转型期的经世致用精神，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末期笼罩天下的理学和科举的一种纠偏，为后世广泛接纳科学精神和启蒙思想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弟子王源说颜元“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此语并非虚言，他们的某些思想对今人仍不乏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