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鹏:中国哲学研究应当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

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随之兴起的西北考古热与敦煌学为这一事件赋予了更深广的意义。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研究应该关注同时代重大的文化事件，为此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将此事件特别是为此而形成的“季羡林断语”，作为我们哲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如果此论有点道理，那么，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领域拓展便成为值得再讨论的一个问题。

一、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

所谓“藏经洞”，一般特指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一个近代发现的小洞窟。按照现代的编号，藏经洞被编为莫高窟的第17窟。该窟是1900年被发现的，位于第16窟的甬道北壁，开凿于晚唐时期，面积大约7.65平方米，容积19立方米左右。就在这样一个在宏大的莫高窟近500个洞窟中并不起眼的地方，藏有古代写本经卷等文物约6万件，这些文物主要是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一般被称为“敦煌遗书”；又因为其中主体是手写的佛经，又被称为“石室写经”。就其内容来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90%以上都是佛教典籍，另外还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典籍；宗教文献以外的文字虽然总量不多，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 地理、社会、民族、哲学、语言、文字、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养生、饮食、民族、体育等诸多方面。根据书写在遗书上的题记，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公元393年，后梁王相高所写之《维摩诘经》，最晚的是公元1002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写经题记，时间跨度600余年，多数为唐后期、五代及宋初写经。文字以汉文为主，但也有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语文献，这类文献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最多，另外还有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这些珍贵文物由于种种的原因不少被外国人劫掠、低价购买，现分散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美等9个国家的8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和个人手中。

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文物的流失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不幸，正如陈寅恪为陈垣所编《敦煌劫余录》序言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藏经洞文物向全世界各地的流散，才使得敦煌名扬天下。世界各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物争相研究，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所谓的“敦煌学”。“敦煌学”一词最早由日本语言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演讲《敦煌石室遗书》时使用。敦煌学以敦煌藏经洞文物为基础，目前已拓展为研究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的专门学科，是20世纪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一门为数不多的“以地名命学”的国际显学，仅仅就现有的500个洞窟、2000身塑像、近5万平米壁画、5万件文物，就足以称其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

二、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为什么应当关注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兴起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

我们为什么应当关注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这个看上去好像和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化现象？至少有四点理由：

其一，任何时代的哲学只有奠基与此一时代的经济大趋势、政治大变革与文化大事态之上，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化生活的灵魂，对任何时代的哲学研究也必须如此方能理解此一时代哲学的丰富深刻之处。20世纪恰恰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又一个经济大变动、政治大变革、文化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如果视野不触及这三大方面或者触及之不全面不深入就很难反应其丰富性、深刻性和多样性，就很难深入这个哲学上同样可以称之为激荡的百年的内里而揭示出其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智慧。

其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太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事件，而使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兴起长期被中国现代史当然也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所遗忘。而这个遗忘是不应该的。那么，反过来说，到今天21世纪是应该关注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了。因为，这个遗忘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史一个大事件的遗忘，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并使外国对中国文化又一次刮目相看的重要的历史事实的遗忘。

其三，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是季羡林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他所下的“敦煌和新疆是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交融的唯一成果”的断语是一个同时代哲学不能不过问的大问题。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是一种在中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其中融入了不少来自中亚、西亚和我国西域、青藏、蒙古等地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而这三性正好代表人类文化的美好未来。解析和论证“季羡林断语”应该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的职责。

其四，敦煌学作为一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显学是如何可能和怎么样可行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中国哲学研究放弃回答这个问题，将会使我们的研究既不够“中国”、也不够“现代”、更不够“哲学”。据说，我们的时代已经从一个追求“普遍性”的时代走向了一个“普遍多样性”的时代，应该有一些研究现代哲学的人，从追求普遍多样性的角度来关注“藏经洞上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这样的重大文化事件或文化现象。

三、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应当适度拓展自己的视域，以开创自身研究的新局面

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20世纪中国哲学论战”、“中国现代哲学流派研究”、“中国现代哲学思潮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等几个阶段与高潮，是一个典型的从意识形态话语走向社会思潮、学术理论、专业研究的过程，与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等进程大体相似。我们经历了一个泛政治话语走向哲学专业再走向泛文化话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主要使命是寻找和坚守了哲学的家园，拓展和深化了这个激荡的百年史的哲学意蕴，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过分专业的坚守又使我们显得不够大气，某种程度上又限制了思想的深化和意义的阐发。为此，从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应当纳入我们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视域说起，新局面的开展应当从五个方面：面向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北京再拓展；面向20世纪中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与理论再拓展；面向20世纪中国重要的文化事件、考古发现、艺术成就、语言变革再拓展；面向20世纪中国文化、民俗演变和社会心理再造再拓展；面向20世纪国际哲学的大趋势大变革大哲学家对20世纪中国的多面影响与深层互动再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