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在现代管理中的意义

“国学”在中国20世纪初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议，那时我国社会正引入西方“新学”。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又开始将“西学”和“国学”联系起来，并以“国学”来称呼“优秀传统文化”，开始更多地思考它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活力。我想在以下两方面阐述“国学在现代管理中的意义”。

一、“国学”是“中国特色”的“实用之学”

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智慧”，即寻求客观的真理，而中国的“国学”则是以儒家为主流的“圣贤之学”，强调的是“伦理”，即“求善的智慧”。德国近代哲人黑格尔批评中国儒家思想，认为孔子的思想中没有哲学，只是些伦理格言。我想，如果当代西方社会也能从“求善”的中国伦理思想中，借鉴“善的智慧”以弥补其“求真的智慧”所导致的伦理缺失，那我们或许还应该感谢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苛评。

中国“国学”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安身立命”和“内圣外王之道”；它与西方文明不大相同。学者们倾向于把中国的“国学”特点概括为“超越而内在”，即“超越的天理”可以有机地融合在世俗的个人“心里”。而西方精神传统则被称为“超越而外在”，即超越的“上帝”不能变现为世俗的个人，只能通过“先知”来“启示”上帝的精神。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国学”更世俗，更贴近个体生命，更简单明了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商活动”在西方人看来是“实物之间按照价值规则的交易行为”，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实物交易也表达着无限的生命，因而称之为“生意”或“做生意”。

可见，中国“国学”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实践及其蕴含的崇高人文价值理想，而不是西学假定由天堂的上帝或外在的客观规律来塑造生命。与西学起始于犹太人的宗教和希腊人的哲学不同，中国人的“国学”学术思想传统有明显的“实学”特征。作为“国学”正宗主流的儒家学说，也正是其开创者孔子的教学实践的总结，即关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个人修养的学问。

二、国学对于现代管理的启示

我认为，实用的国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至少有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儒家政治伦理是贯通性的，这就为管理学扩展了宏大视野。管理体现在一个机构、国家或者企业中的最大效益是什么？显然不是银行结算出的金额，而是社会的总体“信誉”，这才是它们可持续开发、利用和增效的“财产”。这样的“财产”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用孔子的话讲是社会最终的“信”，即最大的“诚信”资产。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取信于民”，对于社会民众来说，政治的最大财产就是储藏在他们心中的“信赖”。一个国家讲政治伦理，一国可治；一个企业遵循伦理原则，它也可以期待在市场中蓬勃发展；一个人讲“诚信”，则可成就为一个“正人君子”。儒家的人生伦理的原则，扩展到家庭、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的意义都是统一的。在中国现代执政党管理国家的层面，儒家“仁爱”、“民本”和“诚信”的政治伦理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儒家基于人性美好的信念，可以推动管理原则“由硬向软”转变。传统西方管理学建立在“人性之恶”的假设前提下，因而重视“硬”的制度和规则。与此不太一样，中国式的传统管理可能更重视人情、伦理等“软”的因素。西方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群体，所以它永远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这就是说，企业内部的管理与政府管理企业和社会是一样的，都在追求在管理对象中间建立求善、求和谐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这也是对于人性尊严的应有尊重。这种尊重人性、尊重市场的管理原则推动着当代社会治理从管理向服务转向。孟子将此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结合起来，概括为“以德服人”，从个人交友、企业运转、政府管理以至于国际关系，都可以从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得到多元的启示。

第三，儒家伦理体系蕴含着终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可以提升管理的价值深度。用《左传》中的术语讲就是“三不朽”。所谓“三不朽”就是比较道德优势，一如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最美的理论”，不过前者强调的是伦理，后者强调的是效率。照儒家的传统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儒家所推崇的政治伦理，“立功”是法家比较看重的“效率”，而“立言”应该是指“言行”一类的制度规范。这其中，“不朽”的道德发挥的作用在历史的评价上是最高的。

第四，以儒家为核心的“国学”隐含一种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这对于管理主体的自主性开发很有启发意义。孔子面对周代定型的“礼乐制度”并不盲目信从，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情况作出独立的判断，“损益周礼”，创新出“仁义”伦理学说，表现了一种独立自主的道义力量。这些都是儒家独立自主人格价值的体现。在孔孟真精神鼓励下的“国学”精髓与现代社会中的变革创新精神相比，真是毫不逊色，而且还表达得那样有个性、超前，贴近中国民众的生命本色。现代管理中强调管理者的自主与自信，从儒学中可以得到积极借鉴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