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卓新平
儒学文化已经浸润至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尤其体现在中国文人的气质、精神、境界、抱负、行为、举止上面。虽然经过时代风雨的吹打、政治历史的折磨，却一代一代顽强地传袭下来，并在各种社会处境中得以突出的展现。在一定意义上，儒家精神境界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魂，其思想要素亦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我们今天开始理直气壮地提出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就必然要解决正确分析、评价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其实，尽管儒家文化有某种历史的局限，但从整个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说儒家文化在约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最主要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使中华文明得以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让中国历史没有中断地延续之今。而在这种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持久而艰难的保存和延续中，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牺牲自我，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己要求“修身养性”以达洁身自好，在外则强调“精忠报国”的政治责任和使命，为此而实现“舍小我”、“为大我”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担待，由此形成了中国“仁人志士”的使命、责任、义务，而且有着随时准备为其精神理念和国家兴盛付出“舍身成仁”之代价的气魄。
儒家文化有着浓厚的现实关切情结，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从而使儒家本有的“敬天”这一超越精神落在实处、接上地气。所谓儒教的这种“内在超越”如果没有一种“超越自我”、“洞观天地”的“天地境界”和博大情怀，则很难真正做到“内在超越”。因此，儒学文化的超越精神是内外打通的，在经历复杂历史变迁的现实社会中由中国知识分子以其精神、抱负、责任、使命及其身体力行而顽强展示出来。强调“内圣外王”的儒家精神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应有人格修养的功夫，这就使其注重内在的德性涵养和外在的琴棋书画技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政治忠诚的呼召则要求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国分忧，在治国安邦上有其作为。这样就铸就了以“士”为称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及其人格特性。这种“士”乃以“天下”为己任，将坚持真理视为“替天行道”，以及“士为知己者死”的气魄。由此，就有了中国知识分子“舍身成仁”、“精忠报国”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在儒家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理解中，中国社会之人是有其等级的，大致有“庸人、士、君子、贤、圣”这样五等人，其中“士”有一种适中的定位，可以避免“庸人”之堕，守其“君子”之位，力争“圣贤”之境。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因此，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读懂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乃至关重要．“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之具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有为的社会参与姿态；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其政治信仰和抱负；在“士”的践行中会充满政治热情和激情，甚至可以舍弃一切，如孔子为“礼崩乐坏”而奔走呼号、不怕落得“丧家犬”的下场，屈原为国家破灭而投江殉国、因此浩气永存。“士”的社会努力乃循序而为，注意其阶段性和逐渐发展、提升，即有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秩序和循序渐进的步骤，亦有着“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境界。不过，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氛围中，“士”在政治上作“忠良”时亦形成了其“中庸”、稳健、淡定的气质，强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冷静，而且因吸纳佛道思想故此也能有“水穷云起”、“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解脱。“士”主张其内在功夫和外在功夫的有机结合，恰如孟子所言，只有“存其心，养其性”，才能“事天也”。以这种“事天”、达天下太平为政治追求，“士”对自身故有严格要求，不仅有着政治上的“克己复礼”，而且也在生活上追求“洁身自好”，注重修行养性。
这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政治传统中舍“小我”、为“大我”的奉献，进而体现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团队精神。这种政治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密切关联，源自儒家传统“克己复礼”的政治哲学和“忠贞孝悌”的道德哲学原则，由此形成在家孝顺父母、为
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传统的政治关注上一方面有着其“中国”观和“天下”（世界）观，为此旨在推行一种社会“大同”的信念；另一方面则有其社会秩序观，为力挽“礼崩乐坏”的颓局而要“克己复礼”，旨在恢复礼仪之邦的“仁政”。为了这种使命，儒家文化“修、齐、治、平”的责任观遂得以凸显，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士”则是这一责任及使命的主要担待者，旨在“替天行道”、达天下太平。
“中国”与“天下”观念是发展变化的，这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其国家与世界的自我认识之扩展。《孟子·藤文公章句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此处“中国”乃指尧舜居住之地，而“天下”则为今日“中国”之意。由此，“中国”具有中土、中间、中央的寓意，因而亦作“京城”、“国都”之称。 《诗经，大雅，民劳》之“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论衡，刺孟》之“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等皆“京师”、“京城”之意。由于古代华夏族的核心地位，其所居中原地区及在此建立的政权亦有“中国”之称。如《战国策·秦策三》载，“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史记·孝武本纪》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与“中国”的表达相对应，“天下”、“四海”则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蕴涵，因为当时的世界观很难超出这一视域之外。前面所论及的“天下”和《书经·大禹谟》中“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所言之“天下”及“四海”，才是远古真正的“中国观”。故此方有《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史记·高祖本纪》“且夫天子以天下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之言。中国古代的政治信仰提倡一种“天下为公”的理念，视此为“大道”通行的标准。在此的“家”、“国”观念亦极为鲜明，“家”为“小我”之“私”，而“国”方乃“大我”之“公”，形成中国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强烈且独特的“集体”意识。
这里，只有“天下为公”才可实现社会“大同”，这种向往、追求“大同”的政治信仰也是要超越现实状况的努力，其政治理想的实现乃朝向未来，尽管人类在此可能会以“怀旧”的方式来表达，如相信远古社会曾有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黄金时代”，而现在却已失去，故而应努力将之恢复等，其实质却仍然为一种“未来”观。未来理想社会是对于现今社会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对现实的不满、失望和否定。不过，中国政治理念也是中庸、温和、不走极端的，因此并不会放弃对其现实处境的改进、提高。如作为“大同”思想之源的《礼记，礼运》如此对比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 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基于“家”，而“大同”则为“公”，乃“天下”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社会的政治信仰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和知识精英都深有影响，尤其在近现代中国变革时期屡被人提及，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等，都是这种探究的明证。当形成以汉文化为主、涵括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华夏文化之后，古代中国的概念就扩大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而天下则有了世界之蕴涵。
中国古代王权政治主张一种“礼”、“乐”文化，强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要维系一种“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社会等级秩序。这种观念是中国社会“忠”、“孝”思想的根基，“孝”为中国社会家庭关系之纲，故此而有今天中国的“孝文化”传统；“忠”则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之纲，由此而有中国“忠君”、“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其中“孝道”乃“尽忠”的逻辑前提和认知基础，只有在家打好尽孝的基础，才会自觉实现对“国家”、“君王”的“忠诚”，二者所持守的基本原则即乃“诚信”原则。中国古代“家”与“国”的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才会“国家”合称。对于个人而言，“家”乃其“小家”，“国”则为其“大家”，所以形成了舍“小家”为“大家”的社会秩序，从“保家卫国”可以到“舍家为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也理应舍“孝”守“忠”。儒家传统的“家”“国”观念，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践行时的重要参照和“绝对命令”。
不过，中国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