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战乱，越国上将军范蠡弃官隐居于宁波东钱湖的陶公山。他致力于商贸经营，不久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范蠡的经商成功，取决于他的“计然之术”——商贸活动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适应，要遵循客观规律。他运用朴素的辨证思维，把政治、军事知识灵活地运用于经营之道，创立了“赢缩转化”的经商理念，信奉“贵上极则反贱，贱上极则反贵”，与一般商人反向运作。可以说，范蠡是宁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人物。
对宁波儒商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北宋时期曾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王安石极力鼓励中小商人自主经营，推出“商税钱不满30文者免征”的政策，提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义也”的务实观念，对当时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商为末务”、“耻言财利”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这对以务实为本的儒商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范蠡、王安石这两位“外来人口”，以他们深邃的文化功力，破解了宁波的商贸文化，使得这片土地“商意”浓浓，再经后来者杨适、楼郁、王阳明、黄宗羲的不断铺张衍滋，才使具有高品位的巨贾辈出。
求真而务实的宁波商人，不拘泥于传统封建理学的言义、言理、不言利的旧观念，把义与利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完全符合甬籍先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他们又信奉谋利而不忘义，谋利就是为了义，有了利才能真正实现义。否则，空谈义，不谋利，于事无益，于家无补，一切徒劳。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等“宁波帮”人士回馈故乡无私捐助，即为印证。
宁波商人知书明理，通情达理，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他们为人处世礼让三先，轻易不与人争斗，给人以谦恭、儒雅的良好形象。在处理商务活动中，他们以理在先，遵守规矩，守德守义守信。与人相处讲道理，明是非，这使得“宁波帮”商人在商务活动中，给人以信任感、可靠感，如此便使其生意不断地做强做大。
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宁波宝贵的经济文化的基础，更是宁波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人文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