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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学文化助推企业家管理素质——专访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张践教授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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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践,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在企业文化领域中,出版了《公共关系理论与操作》、《公共关系:从理论到实务》、《新编办公室主任丛书》、《新编局长工作丛书》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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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儒学发展史上看,尽管儒学注重“知”与“行”的统一,但其庞杂繁复的义理考据和玄虚空谈有时也会变成一种不良风尚。真正的儒者,诚然要“求实”“践行”,但前提是要有理论的引导。实学作为儒学的一个派别,应运而生。那么,实学兴起的具体背景、关注内容、核心价值是什么呢?作为传统儒学的一个分支,实学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又有哪些呢?本刊特邀记者采访了张践教授。

 

常强:实学被认为是儒学中的“实体达用之学”,强调经世致用。其实儒学本身就是一门与时俱进、知行合一的学问。“实学”为何偏偏独树一帜?

张践: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内圣外王”、“修己治人”,当儒家士大夫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时,其思想动因首先就是这种“内圣外王”、“修己治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在起作用。因此我们说,从孔子开创儒学起,即内在地包含了“实学”的文化精神,而历史上一旦虚玄之学过于旺盛之际,就会有一些儒家学者出来倡导“经世致用”。

汉代经学过于玄虚之时,就有王充写了《论衡》来提倡实学。在王充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了“实学”这个词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道过于发达时,就有宋明理学家张载、朱熹、陆九渊倡导实学。不过当时的实学思想还比较分散,没有成为社会主导的思想潮流。到了明末清初,不仅佛老之说依然影响巨大,更由于理学末流陷入了“空谈心性”,“不务实效”的深渊,严重违背了儒学“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危机越来越重并最终断送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形势直接导致以“实学”为主要宗旨的学术思潮出现了。这一时期不仅儒家学者人人谈实学,皇帝也讲实学(康熙),西方传教士也讲实学(利玛窦),即使原来被实学家批判的和尚、道士也讲实学(德清)。这就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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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强:实学本来关注“实践”“实事求是”,为何还有“心性实学”一说?岂不是又“务虚”了吗?

张践:实学是儒学内部一种学术思潮,以明末清初最为典型。它涵盖了当时儒学各家流派,不独一家一派讲实学。因此,今天我们研究实学时,就不能按照传统的“阵营体”或“学案体”的模式来理解它。就宋明时期的主要流派讲,不仅张载、王夫之的“元气论”讲实学,二程、朱熹的“理学论”讲实学,就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派”也讲实学。特别是明代中叶的王阳明,为了反对程朱后学将本体与工夫“分为两截”,大力提倡“实心”、“实修”的道德实践,从而形成了“心性实学”这样一个实学形态。王阳明本人高度重视道德实践的“实修”、“实功”,这是“心性实学”的本意,而“空谈性理”则是王门末学的蜕变。明末清初李  顒的思想,有学者也认为是“心性实学”。

常强:实学内部确实是这样。那么,其他文化流派有没有和实学主张交集的?实学有没有吸收这些文化流派的思想观点?

张践: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没有绝对不与其他流派相交融的学术理论。实学这样一种思潮形态,更是与其他学术流派交融渗透,相互吸收。就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而论,其中既有王廷相、王夫之等思想家主张的“元气论”,也有王阳明、黄宗羲等主张的“心性论”,还有陆世仪、李光地等主张的“天理论”。“元气论”、“天理论”、“心性论”的学术流派融为一体,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不过,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他们更突出了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倾向。

常强:看来,我们的“国学”中含有不少实学的因子。您怎么看待今天诸多企业家纷纷研习国学的现象?

张践:近十几年来,国内出现了国学热,而企业家国学班则首当其冲。很多大学、培训机构办了大量的国学班,吸引了很多企业家来学习。根据我参加一些企业家国学培训班教学的体会,当代企业家热心学习国学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国学可以为企业管理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企业管理经验。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之后,企业家们开始感到,从外国学来的洋经在中国不好念,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究其原因,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引入的西方管理思想需要经过中国化才能够使用。因此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开发管理资源,与西方引进的管理方法对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和技巧,正好可以弥补西方管理思想的不足。其次,企业家们热衷学习国学,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升个人的精神素质。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就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先做人,后做事。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只重视政治教育,忽视了思想品德的培养。当代的企业家正是在这种文化荒芜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他们迫切需要真正能够影响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好符合了他们心灵上的迫切需要。有一位企业家告诉我,参加国学培训班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似乎是寻觅到了心灵的皈依。在儒学文化中,管理的思想资源恰恰涉及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也是实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常强:有的企业家希望通过对国学的深入了解,谋求现代企业治理之道。您如何看待对于企业家的这种心态?

张践:这是一种务实态度的反映。企业家是我们时代的精英,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担,他们一般时间都很忙,不会在没有效益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他们学习国学,就是为了解决企业管理方面的一些迫切问题。我认为这种心态很正常。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应当能够给他们提供适销对路产品。例如,儒学文化提倡“修己安人”“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也可以改造成为企业的经营理念。只有树立了正确经营理念的企业,才可能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中立于不败之地。道家提倡无为而治”“不言之教”“无欲自化等等,可以成为企业管理的战略指导思想,使他们可以摆脱繁杂的具体事务,站在战略高度指挥企业的发展。法家所主张的依法治国”“法不阿贵“奖惩分明等等理念,可以促使企业树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企业的合理运营。兵家所说的兵者诡道”“兵无常势”“上兵伐谋等等,可以运用于市场竞争,在商战中战胜对手,为企业争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新实学思想构建的重要指向之一,就是充分吸收这些文化资源,为现代企业提供精神动力的源泉。

常强:您如何定义儒商?

张践:儒学文化和商业经营的结合,就诞生了儒商。这可以说是“新实学”构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儒商是一个近代以来被经常使用的概念,但由于时代的久远,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时代差异,所以在历史上儒商被赋予了多种的定义,目前尚未成为社会公认的概念。我个人认为,由于儒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所以凡是热心学习、践行优秀传统文化,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序良俗,为社会提供合格产品的企业家,都可以被称为儒商

常强:有些培训机构以国学研修为幌子,抓住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不足,进行欺诈活动。您认为企业家当如何避免受到误导?

张践:这正是“新实学”所要反对的“虚”。当前的国学普及教育工作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尚未完全纳入一个理性的轨道。大潮之中,泥沙俱下,存在一些利用国学资源谋取利益的现象也不为怪。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草根国学家,连一些最基本的国学知识都不具备,信口开河,利用一些道听途说的“无根之言诱骗企业家上当。对于这种现象,希望热心国学的企业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辨别意识,不要为一时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要注重他们所讲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学的经典。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听讲座,更重要的是加强自学,特别是对国学经典的学习。例如儒家的《四书》、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兵家的《孙子兵法》等等,这些经典的篇幅都不是很长,市场上有各种翻译注释版本。只有真正自己学习经典了,才会形成对真假国学的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才是国学的精髓。

常强: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应当怎样吸取包括实学在内的精神文化资源,承担起责任来?

张践:儒学特别是实学主张,在修身修心的基础上,担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首先应当尽到对自己家庭的社会责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只有家庭建设搞好了,社会才能安定,企业家本人也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企业的管理和建设。这就要求企业家扮演好自己在家庭中角色。做一个儿子应当尽孝道,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作为一个丈夫或妻子应当承担起对配偶忠诚的责任,保证家庭关系的稳定;作为一个家长应当承担起教育好子女的责任,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其次是承担起企业生产的责任,为社会产生合格的产品。我们这里所说的“合格产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指质量的合格,也包括生产过程环境保护的合格、资源利用的合格,保护我们国家的青山绿水。最后是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一个企业作为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于大家庭的事业应当由一种自觉的担当。通过主动缴纳社会税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国家的和谐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常强:与其他宗教不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但却不乏信仰。您作为实学研究者,认为儒家有无能力承担起建构国民信仰体系的重任?

张践:儒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代国民重建精神信仰无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信仰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世俗的哲学与伦理,也可成为人们的精神信仰。例如古代儒者就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这就是一种哲学的信仰。就当代信仰重建而言,笔者不认为紧紧依靠儒学就能重建国民的精神信仰。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重建国民的精神信仰需要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还需要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也是一条重建国民信仰的切实可行之途。

常强:对于实学,一般民众还是少有人知。可否简单介绍其研究的实际价值和前景?

张践:实学文化的主要内容,我以为可以归结为三点,即“崇实黜虚”、“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这三点也构成了实学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历史上,凡是虚玄之学甚嚣尘上的时候,就会有儒家学者打出倡导实学的旗号加以批驳。

在现当代中国历史阶段中,当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抽象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不断遭受挫折之时,就有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为主张,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近平领导中国进行深化改革,也是提倡“实干”精神和“三严三实”作风。这些思想和主张,如果追本溯源,可以说都继承了儒学中的实学文化资源。(中国孔子基金会办公室  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