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个人而言，在于教导学生建构健康的“价值观”及“道德标准”，以提升其个人之品格，并指导其正确的“思维模式”，同时启迪其智能，充实其知识，传授其技能；对群体而言，教育事业除了传承族群的历史与传统优良文化之外，在于积累国家、社会发展之潜力。然而，完善的教育事业，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也必须兼顾并重。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盛衰、强弱，及其文化之良窳、荣枯，端视其教育事业之成败，实乃千古不易之定理。《孟子·尽心上》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礼记·学记》亦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诚不诬也。放眼古今中外，明智之领导者，无不以教育事业为首要之务。为此，记者采访了方俊吉博士。
记者：现在大陆一些院校正在探索德育与国学的结合，不知台湾各级学校的“德育”课程规划的历史是怎样一个过程？
方俊吉博士：台湾自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学校教育”方面初以所谓“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为目标，稍后则以“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为理想。其中，在“德育”方面之规划，小学有“生活与伦理”的课程，初中（68年之后，将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改称“国民中学”）有“公民与道德”的课程，进入高中、职，则有三年必修“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即精选《四书》之章节）。这就突显其秉承儒家传统“务本尚德”之精神，而重视学子的“生活教育”与“品德教育”，殊值肯定。
如此环环相扣的“德育”规划，对于青少年而言，由“生活教育”入手，教导少年个人的卫生习惯及食、衣、住、行等基本的礼仪，同时，教导少年们“长幼尊卑、亲疏远近”人际关系基本的伦理观念。其教材之主要依据，早期有所谓“国民生活礼仪规范”，后来改称“国民生活须知”(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于68年五月修订，共分六章九十九则)。到了初中(后改“国中”)，教导其“孝、悌、忠、信”等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主要德行，与简单的“民主素养”(如：选举、罢免及如何开会、提案、讨论、表决…等，所谓“民权初步”之概略)。高中三年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以精选《四书》章节为主。其间，选材虽曾有所修订，且于民进党执政时，曾一度欲强将此课程改为“选修”，后以教育界及民意强力反对，而未得逞。
记者：看来，台湾在国学与德育的关联上还是做得相当有成绩的。
方俊吉博士：是的。但是上述由小学到高中的德育课程规划，于96年前后在主政者李登辉之强力主导下，将国民中学“公民与道德”课程之时段，改授“认识台湾”课程，而将原来“公民与道德”之教材，并入一般社会课程之中，并以一般法律常识为主要讲授内容，忽略了“道德”之教育。李某蛮横地将如此环环相扣、堪称完善的德育课程规划，硬生生从中扯断。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多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挽救，而一般民众则更难以察觉此一行径之严重后果。此一改变，对于台湾自光复以来，学校所扎下的青少年德育稳固基础，确实造成了严重摧毁。
至于大专院校，除师范大学各学系规划有一学年“四书”课程用以强化未来为人师表者的品德教育外，一般综合大学在千禧年之前虽有所谓“共同必修”(如《大学国文》、《大学英文》、《中国近代史》、《国父思想》等)及“共同选修”(如《法学绪论》、《政治学》等)之安排，但其中鲜有直接关于品德教育之课程规划。千禧年之后，在教育部门规范下，各大专院校均仿效欧美国家的大学教育规划，成立位阶等同“学院”的所谓“通识教育中心”(或“通识教育学院”)，负责规划全校性“共同必修”与“共同选修”课程，而各校之规划也多有不同。就我所知，亦未见有直接关于品德教育课程之规划。此乃台湾高校在“德育”上的一大隐忧。
记者：这样说，台湾院校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方俊吉博士：是的。台湾在光复初期仅有大学院校四所。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54年至62年之间，大专院校增加为24所(含大学院校10所、专科14所)，63年至73年间，增加了62所，大多为五年制专科学校(且大多为工商科)。稍后，主政者无视于“少子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与大学院校必要的品管等问题，竟让诸多专科改制为大学院校，并大量开放新设大学院校。迄今，台湾之大专院校已达162所(含大学暨独立院校145所、专科17所)，密度超高，且良莠不齐，已然造成诸多学校招生严重之不足，明显成为当前台湾高等教育最大之问题所在。此外，在“财经至上，科技第一”的社会氛围下，加之学生就业需求之现实考虑的影响，大专院校之课程规划与发展方向，多重应用而轻基础理论；重财经、管理与科技、工业等相关科系，而轻忽人文及社会科学，此又台湾高等教育另一令人忧心之问题。
记者：当下要在院校开展国学教育，那么您认为“国学”的意为何指呢？
方俊吉博士：所谓“国学”，顾名思义，乃指中国传统之思想与文化相关的学术而言。换言之，“国学”乃承传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与学术成就之载具，亦即中国“精神文明”之表征，为中华民族魂魄之所系。其内容概略而言，西汉之时，刘歆曾总群书而奏“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魏晋之时，则将天下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至于唐代，魏征等修《隋书·经籍志》，始将中国之典籍定名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此可谓“国学”之范畴。至于其内涵，清姚姬传曾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三者虽异而俱不可废。戴东原先生在《与方希原书》中则云：“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有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之后，曾文正公于其《圣哲画像记》一文中，于姚氏所谓。“义理”、“词章”、“考据”之外，更提出所谓“经济”之学，以令“体”、“用”兼备。此先贤对于“国学”内涵之界定。
记者：您觉得大学开展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何在呢？
方俊吉博士：高等教育不仅在于积累国家社会、发展之实力，亦传承民族历史与传统优良文化之主要事业。众所皆知，历史与文化是国家、民族“魂魄”之所系，而知识分子则是历史、文化传承之所依托。因此，大学院校之“国学”教育，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在台湾之大学院校中，有关“国学”之专门教育，一般综合大学名为“中国文学系”(少数学校有加以分组者)、“中国文学研究所”，师范大学则名为“国文系”、“国文研究所”。其它学院之科系，除了大学部有一年的“国文”课外，几无另开“国学”相关之课程，是以谈不上“国学”的教学。大学院校既然是培育国家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摇篮，知识分子又是历史、文化传承之所依托，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精髓，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故此，窃以为大学之一般科系，除必须强化“国文”教学外，更应增开如《国学概说》或《中国文化概说》等思想文化课程，以提升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历史与传统优良文化之认识，强化其民族意识。
记者：有人认为，欧美国家的学校也没有什么“德育”课程。
方俊吉博士：的确，欧美学校教育除生活教育外，并未有如台湾之专门针对“伦理”与“道德”的相关教育规划，但依然能维系其家庭关系及社会正义。个人以为，不同的国度缘于历史、文化背景之差异，加诸以民族性与宗教信仰之不同，学校教育规划亦有所不同。就欧美国家而言，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耶稣教与天主教为主，大多从幼儿时期就参加教会的所谓“主日学”，稍长，则有所谓“青年团契”之类的活动，且一般人大多会在“礼拜日”到教会或教堂去听牧师或神父讲经说道。我们可以概略地说，一般欧美国家学校之“德育”，实乃依赖“宗教”之辅助，以《圣经》为教材，而藉由传教士之力量来推展的“终身教育”。相较于藉由宗教辅助，以建构个人“价值观”与“道德标准”，进而维系家庭关系及社会正义的欧美国家而言，以佛教、道教及多神膜拜的民间信仰为主的东方人，在“德育”方面，则不能不藉由学校有计划地教育来加以推展。
记者：《礼记·学记》指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您认为怎样补救我们教育中存在的失误呢？
方俊吉博士:就台湾当前的教育问题而言，唯有恢复往昔在小学阶段强化《生活与伦理》课程，从“生活教育”扎根。因为“生活教育”乃“品德教育”的基础。在国民中学，则应恢复原有的《公民与道德》课程。到了高中(职)，则除了仍然维持三年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精选)教学外，其学习成绩更应列入大学入学的考评中。至于大专院校，除中文(国文)系外，其它任何一个科系，均必须研修《国学概说》或《中国文化概说》等中华传统优良思想文化相关之课程，至少安排一个学年。如此，则庶几可以补救当前台湾教育之缺失矣。
记者：在现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情势下，国学的道德教育价值何在呢？
方俊吉博士：近百年来，由于科技的急遽发展，而带动了信息、交通与工商等方面的快速进展，除了无形中压缩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使人的生活步调加快外，同时也使人际乃至于国际间往来的速度加快、频率增高。与此同时，人们相互影响的层面也日渐增广，彼此之间的竞争更随之而日趋剧烈。存在于如此激烈竞争的快节奏生活环境下，人们难免因迷惘而失去方向。也往往由于自我迷失，而忘却了生活的目的，从而无视生命崇高的意义。此外，更由于计算机与智能电话的普及，造成了许多年轻人沉溺于虚拟世界之中，而扭曲了健康的价值观与现实生活所应把握的言行分寸，终致人们的胸襟变得更为狭隘、视野更为短浅。
不可否认，科技的发展委实可以提供人们物质生活上许许多多的便捷与舒适，然而人们若一味执着于物质享受，难免造成“物质文明”的过度依赖，相对地，“精神文明”的发展自然也就被轻忽了。如今，显现在我们眼前的社会，则是价值观混淆、道德标准日趋低落，私心驱役着人们的思维、物欲支配了人们的言行，人性的尊严遭到了抹煞、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不自觉中被“物化”了。人的生活，正如道家指出的，也逐渐由“役物”而变成了“役于物”。欲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唯有从国学的“道德教育”着手，殆无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