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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俊吉:当前大学“国学”教育何以重要?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汪林

编制按:方俊吉,博士、教授。台湾云林人,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毕业,文学博士。曾任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国文研究所所长、韩国翰林大学校客座教授、高雄守大学教授兼“人文与社会学报”总编辑、高雄市政府文献委员。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儒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高雄市孔孟学会荣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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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个人而言,在于教导学生建构健康的“价值观”及“道德标准”,以提升其个人之品格,并指导其正确的“思维模式”,同时启迪其智能,充实其知识,传授其技能;对群体而言,教育事业除了传承族群的历史与传统优良文化之外,在于积累国家、社会发展之潜力。然而,完善的教育事业,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也必须兼顾并重。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盛衰、强弱,及其文化之良窳、荣枯,端视其教育事业之成败,实乃千古不易之定理。《孟子·尽心上》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礼记·学记》亦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君民,教学为先”,诚不诬也。放眼古今中外,明智之领导者,无不以教育事业为首要之务。为此,记者采访了方俊吉博士。

记者:现在大陆一些院校正在探索德育与国学的结合,不知台湾各级学校的“德育”课程规划的历史是怎样一个过程?

方俊吉博士台湾自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学校教育”方面初以所谓“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为目标,稍后则以“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为理想。其中,在“德育”方面之规划,小学有“生活与伦理”的课程,初中(68年之后,将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改称“国民中学”)有“公民与道德”的课程,进入高中、职,则有三年必修“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即精选《四书》之章节)。这就突显其秉承儒家传统“务本尚德”之精神,而重视学子的“生活教育”与“品德教育”,殊值肯定。

如此环环相扣的“德育”规划,对于青少年而言,由“生活教育”入手,教导少年个人的卫生习惯及食、衣、住、行等基本的礼仪,同时,教导少年们“长幼尊卑、亲疏远近”人际关系基本的伦理观念。其教材之主要依据,早期有所谓“国民生活礼仪规范”,后来改称“国民生活须知”(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于68年五月修订,共分六章九十九则)。到了初中(后改“国中”),教导其“孝、悌、忠、信”等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主要德行,与简单的“民主素养”(如:选举、罢免及如何开会、提案、讨论、表决…等,所谓“民权初步”之概略)。高中三年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以精选《四书》章节为主。其间,选材虽曾有所修订,且于民进党执政时,曾一度欲强将此课程改为“选修”,后以教育界及民意强力反对,而未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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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来,台湾在国学与德育的关联上还是做得相当有成绩的。

方俊吉博士是的。但是上述由小学到高中的德育课程规划,于96年前后在主政者李登辉之强力主导下,将国民中学“公民与道德”课程之时段,改授“认识台湾”课程,而将原来“公民与道德”之教材,并入一般社会课程之中,并以一般法律常识为主要讲授内容,忽略了“道德”之教育。李某蛮横地将如此环环相扣、堪称完善的德育课程规划,硬生生从中扯断。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多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挽救,而一般民众则更难以察觉此一行径之严重后果。此一改变,对于台湾自光复以来,学校所扎下的青少年德育稳固基础,确实造成了严重摧毁。

至于大专院校,除师范大学各学系规划有一学年“四书”课程用以强化未来为人师表者的品德教育外,一般综合大学在千禧年之前虽有所谓“共同必修”(如《大学国文》、《大学英文》、《中国近代史》、《国父思想》等)及“共同选修”(如《法学绪论》、《政治学》等)之安排,但其中鲜有直接关于品德教育之课程规划。千禧年之后,在教育部门规范下,各大专院校均仿效欧美国家的大学教育规划,成立位阶等同“学院”的所谓“通识教育中心”(或“通识教育学院”),负责规划全校性“共同必修”与“共同选修”课程,而各校之规划也多有不同。就我所知,亦未见有直接关于品德教育课程之规划。此乃台湾高校在“德育”上的一大隐忧。

记者:这样说,台湾院校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方俊吉博士是的。台湾在光复初期仅有大学院校四所。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54年至62年之间,大专院校增加为24(含大学院校10所、专科14)63年至73年间,增加了62所,大多为五年制专科学校(且大多为工商科)。稍后,主政者无视于“少子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与大学院校必要的品管等问题,竟让诸多专科改制为大学院校,并大量开放新设大学院校。迄今,台湾之大专院校已达162(含大学暨独立院校145所、专科17),密度超高,且良莠不齐,已然造成诸多学校招生严重之不足,明显成为当前台湾高等教育最大之问题所在。此外,在“财经至上,科技第一”的社会氛围下,加之学生就业需求之现实考虑的影响,大专院校之课程规划与发展方向,多重应用而轻基础理论;重财经、管理与科技、工业等相关科系,而轻忽人文及社会科学,此又台湾高等教育另一令人忧心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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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下要在院校开展国学教育,那么您认为“国学”的意为何指呢?

方俊吉博士所谓“国学”,顾名思义,乃指中国传统之思想与文化相关的学术而言。换言之,“国学”乃承传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与学术成就之载具,亦即中国“精神文明”之表征,为中华民族魂魄之所系。其内容概略而言,西汉之时,刘歆曾总群书而奏“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魏晋之时,则将天下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至于唐代,魏征等修《隋书·经籍志》,始将中国之典籍定名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此可谓“国学”之范畴。至于其内涵,清姚姬传曾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三者虽异而俱不可废。戴东原先生在《与方希原书》中则云:“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有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之后,曾文正公于其《圣哲画像记》一文中,于姚氏所谓。“义理”、“词章”、“考据”之外,更提出所谓“经济”之学,以令“体”、“用”兼备。此先贤对于“国学”内涵之界定。

记者:您觉得大学开展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何在呢?

方俊吉博士高等教育不仅在于积累国家社会、发展之实力,亦传承民族历史与传统优良文化之主要事业。众所皆知,历史与文化是国家、民族“魂魄”之所系,而知识分子则是历史、文化传承之所依托。因此,大学院校之“国学”教育,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在台湾之大学院校中,有关“国学”之专门教育,一般综合大学名为“中国文学系”(少数学校有加以分组者)、“中国文学研究所”,师范大学则名为“国文系”、“国文研究所”。其它学院之科系,除了大学部有一年的“国文”课外,几无另开“国学”相关之课程,是以谈不上“国学”的教学。大学院校既然是培育国家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摇篮,知识分子又是历史、文化传承之所依托,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精髓,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故此,窃以为大学之一般科系,除必须强化“国文”教学外,更应增开如《国学概说》或《中国文化概说》等思想文化课程,以提升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历史与传统优良文化之认识,强化其民族意识。

记者:有人认为,欧美国家的学校也没有什么“德育”课程。

方俊吉博士的确,欧美学校教育除生活教育外,并未有如台湾之专门针对“伦理”与“道德”的相关教育规划,但依然能维系其家庭关系及社会正义。个人以为,不同的国度缘于历史、文化背景之差异,加诸以民族性与宗教信仰之不同,学校教育规划亦有所不同。就欧美国家而言,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耶稣教与天主教为主,大多从幼儿时期就参加教会的所谓“主日学”,稍长,则有所谓“青年团契”之类的活动,且一般人大多会在“礼拜日”到教会或教堂去听牧师或神父讲经说道。我们可以概略地说,一般欧美国家学校之“德育”,实乃依赖“宗教”之辅助,以《圣经》为教材,而藉由传教士之力量来推展的“终身教育”。相较于藉由宗教辅助,以建构个人“价值观”与“道德标准”,进而维系家庭关系及社会正义的欧美国家而言,以佛教、道教及多神膜拜的民间信仰为主的东方人,在“德育”方面,则不能不藉由学校有计划地教育来加以推展。

记者:《礼记·学记》指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您认为怎样补救我们教育中存在的失误呢?

方俊吉博士:就台湾当前的教育问题而言,唯有恢复往昔在小学阶段强化《生活与伦理》课程,从“生活教育”扎根。因为“生活教育”乃“品德教育”的基础。在国民中学,则应恢复原有的《公民与道德》课程。到了高中(),则除了仍然维持三年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精选)教学外,其学习成绩更应列入大学入学的考评中。至于大专院校,除中文(国文)系外,其它任何一个科系,均必须研修《国学概说》或《中国文化概说》等中华传统优良思想文化相关之课程,至少安排一个学年。如此,则庶几可以补救当前台湾教育之缺失矣。

记者:在现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情势下,国学的道德教育价值何在呢?

方俊吉博士近百年来,由于科技的急遽发展,而带动了信息、交通与工商等方面的快速进展,除了无形中压缩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使人的生活步调加快外,同时也使人际乃至于国际间往来的速度加快、频率增高。与此同时,人们相互影响的层面也日渐增广,彼此之间的竞争更随之而日趋剧烈。存在于如此激烈竞争的快节奏生活环境下,人们难免因迷惘而失去方向。也往往由于自我迷失,而忘却了生活的目的,从而无视生命崇高的意义。此外,更由于计算机与智能电话的普及,造成了许多年轻人沉溺于虚拟世界之中,而扭曲了健康的价值观与现实生活所应把握的言行分寸,终致人们的胸襟变得更为狭隘、视野更为短浅。

不可否认,科技的发展委实可以提供人们物质生活上许许多多的便捷与舒适,然而人们若一味执着于物质享受,难免造成“物质文明”的过度依赖,相对地,“精神文明”的发展自然也就被轻忽了。如今,显现在我们眼前的社会,则是价值观混淆、道德标准日趋低落,私心驱役着人们的思维、物欲支配了人们的言行,人性的尊严遭到了抹煞、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不自觉中被“物化”了。人的生活,正如道家指出的,也逐渐由“役物”而变成了“役于物”。欲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唯有从国学的“道德教育”着手,殆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