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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弘扬与做人的再教育——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钱逊教授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汪林

编者按:钱逊,1933年生,江苏省无锡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主要研究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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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您关于《论语》中处世智慧方面的诠释,深受启发,您能否谈谈对处世智慧的看法?

钱逊﹕《论语》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不但影响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还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情感。现在经常讲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学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留下的名言,都在说明人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质,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这些精神、思想的源头都在《论语》。

学《论语》,中心目的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其实,一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一些困境,人类会重新回到源头发掘一些“萌芽”因素来嫁接和解决继续发展的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现在大家感觉社会道德滑坡、功利主义等现象,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对经典的学习中断了太长时间,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读《论语》入手,从“义、群、和、礼、耻”五个核心价值来学做人。

记者:我国传统文化中“义、群、和、礼、耻”五个核心价值观主要特点是什么?如何将中华文化的优势真正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增强民族凝聚力呢?

钱逊﹕中华文化的核心是讲做人,而为人之道的核心要求,可以归结为五点:义、群、和、礼、耻;用现代化与来说,就是崇德、乐(药)群、贵和、守礼、有耻。可以说,这五点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西方的价值观是“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就是以追求个人最大的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观。然而,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与之相反的,具体说有:

第一个方面,叫“义”,或者叫“崇德”。“义”,回答的是物质生命和和精神生命的关系。人要摆脱禽兽的境界,成为堂堂正正的人,就要“义以为上”,把精神生活的追求放在物质生活追求之上,以精神生命的追求引导、节制物质生活的欲求。这是成为真正的人的根本要求、为人之道的第一要义。践行这一点,有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这样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的具体要求。

第二个方面,叫“群”,或者叫“公”、“乐群”。群(公),是回答群己关系,即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群体的一分子。群的价值,就是把个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个人发展和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统一;在群体的发展中求个人的发展,同时也尽个人对群体的一份责任。可称之为“群己统一”。人生在世,生活在群体中,便担负着对群体的责任。人生价值,由个人身后百姓的评价来衡量。能对群体发展有贡献,得百姓承认,为后世所称道、纪念,造福于后世,这就把个人的生命融入了群体发展的大生命,使个人的生命得以在历史中永存。群己统一,这是个人人生价值之所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历史中永垂不朽,是中国人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反映。

“义”和“群”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与精神。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如果只追求利益,必然不会顾虑群体;如果热心于群体,热心于为社会、为大家服务,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把“义”放在第一位的表现。这两者合在一起的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必要的时候甚至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最后“死而后已”,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君子人格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说:当代的世界是“处处争端,人人为己,颂赞自我主义,只顾经济利益而违背道德准则的世界”,“利己主义和贪欲仍在不断地加重人民之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长此以往便会引发世界各地的冲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时代”。这是严重危害和平和发展,以至威胁人类生存的突出因素。而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崇德乐群的价值观,蕴含着可以解决我们社会上的弊病的良方。

传统文化还有第三点,应该是“和”。《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二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指出了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方向。单边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制裁,以至战争等等,只能加剧矛盾冲突。只有承认差别,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各得其所,才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发展的正确途径。

传统文化的第四个方面,叫“礼”。中国人讲礼。前面所讲的一切价值和精神落实到日常言行中,必须得有规范。中国有句老话,叫“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规矩就做不成事情。前面所讲三点要落实到行动中,在中国就是要靠礼的规范。这也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人主要靠“法”。“法”是由上而下制定,主要特点是依靠强力的约束,犯法就有法来罚。“礼”是靠每个人的自觉,也在于社会风气以及舆论导引,基本是自律的形式。违背了“礼”,不是受到外在惩罚,而是受到良心的谴责,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礼”在古代具有一个包罗万象的、涵盖整个社会的体系,大至社会制度,小至社会习俗。其实“礼”反映了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关系理顺了,社会才能稳定。当然现代社会光靠“礼”不够,最基本的还是要依法治国。

第五个方面,叫“耻”。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论语》中孔子弟子问孔子,怎样才能作为一个士?孔子第一句话就是,“行己有耻”,即做事要有羞耻心,要有底线,要知道有所不为。从个人修养上来讲,这是非常基本的一点。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圣人之道是什么?他概括了八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好好学经典,并落实到自己行为修养上。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想的一个特点。

西方的文明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靠上帝来约束,在这种信仰基础上建立它的道德。中国人自己的约束在哪儿?就在“行己有耻”上,有了羞耻心,就会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一旦做了就会丧失做人的资格。中国人讲究凭良心办事,这种自我约束能力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靠外在的力量。2000多年以前,中国就已形成这样一种精神,完全遵从道德的自律。且看《左传》上所载“季札挂剑”的故事:延陵季札出使晋国,路过徐国,发现徐国国君很喜欢他的佩剑。他想,出使回来后一定送他。但等他回来时徐国国君已死,于是他解下佩剑挂在君墓前。他说,我在内心已许给徐国国君,现在怎能因为他已死而违背自己的心呢。这种自我约束完全出自于内心及道德的自律。

这五要素在今天来讲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都体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考虑到把这些要素纳入进去。这样,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

 

记者:在目前日益全球化的形势下﹐面对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和其它各民族的文化输入﹐我们重提重视“国学”思想。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国学”呢?

钱逊﹕“国学”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也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讨论。我只是想从比较实际的方面来说﹐国学基本上就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

现在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言论不多了。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说,传统文化“真理与谬误杂陈其中。既有精华性的东西,也有糟粕性的东西”。这样讲暗含着否定中华文化的前提: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了,只有其中某些成分、元素,还可以作为思想资料为今天所用。按照这样的思路,固然我们可以“找出”若干条中华文化中“有用的”思想内容,但是如果只是这样,找得再多,也只能是一堆支离零散的格言警句,难以成为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这就自觉不自觉地消解了传统文化。

习近平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灵魂是不能分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把好的拿来,坏的丢掉的。过于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前钱宾四先生就曾经提出:“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对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所以说要对民族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是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生命,一旦民族文化消亡了,民族也就灭亡了。而文化发展是延续的,只有在继承前代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先进文化的源泉和基础,是在民族文化的传统中。文化的发展犹如大树。树木生长,从幼苗到长成参天大树,经历数十年、数百年以至数千年时间。生长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枝叶会衰老、枯死,同时又有新的枝叶生长;或者会遇到病虫害,严重时甚至会威胁树木的生命。为了促使树木生长,要经常修剪、施肥,去掉枯枝、弱枝,促使新枝萌发生长,还要治理病虫害,精心进行复壮。这样做了,就可以使枯木逢春,焕发新的活力,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有时还会要嫁接其它树木,使树的性状发生变化。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树木的本根的基础上进行的,离开本根,就没有树木的生长。为此,不能局限于从民族文化中去挑拣某些有用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排除对民族文化的摧残,抗击外来冲击,呵护好民族文化的本根。在这个基础上,剔除民族文化中已经腐败、枯死的部分,消除其身上的病害,同时又吸取新的营养,推陈出新,使它焕发出新的活力,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看枝叶,忽略或甚至抛弃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还会削弱和抽掉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

普遍性的内容总是与时代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时代性的形态之中,通过其时代性的具体内容而表现;正是在特殊性的具体表现中,蕴涵着普遍性的精神和原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由此而有爱国的传统,出现过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英雄人物。而他们的爱国都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王朝和国家,这是其时代性。而我们民族的爱国传统,正是体现在这些志士和英雄身上;否定了他们,也就否定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传统。所以,普遍性的和特殊性是传统文化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传统文化的两个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简单地挑拣分类,而是要对传统进行分析,从其时代性的具体形态中,剥离出其具普遍性的成分,从而抛弃其形式,救出其内容。

 

记者:在国学中﹐儒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文化学术界对儒学的复兴有着种种的看法﹐您是怎样看待“儒学现代意义”的﹖

钱逊﹕我想说,“复兴”不是回到过去。复兴的意思是说民族发展﹑文化发展,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有好的时候﹐也可能有低谷。复兴就是进入低谷以后﹐从低谷里翻身向上﹐取得一种新的大的发展。我们的文化现在处在这样的阶段。

儒学从本质来讲﹐不是一个政治统治学说﹐而是讲做人的一套学问。《论语》的核心思想就讲做人﹑讲修身为本。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大学》后面有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子到老百姓都要修身﹐这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今天我们要讲儒学复兴﹐主要的是要讲这个。儒学这套关于做人的学问﹐已经渗透到整个民族文化中了。整个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内容﹐就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民族精神思想基础在哪里﹖在儒学思想里。我刚才讲一个是义的问题﹐一个是公的问题﹐就是要把精神追求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放在群体中间。在现实中落实下来,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一个人的发展不仅是个人生活得好就好。今天我们主要从这个角度来提倡,解决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几年各个地方找我做讲座﹐我都用“读《论语》学做人” 这样的题目。有人一提到读《论语》﹐就先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我们读《论语》首先不是治天下的﹐而是先学做人。

 

记者﹕现在国学教育越来越热了﹐方式也多种多样。您是怎样看待目前“国学教育”热潮和现状的﹖

钱逊﹕国学教育总的来说是一个好事。现在四十岁以下、甚至五十岁以下的人﹐对自己文化了解太少了。从这个角度看国学教育﹐应该大大加强。总的来说﹐国学教育需要提倡﹑需要加强。只是现在没人能够提出一套比较适合当代﹑适合需要的具体做法和方案。古代虽然有很多经验﹐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怎么样做才是最好呢﹖这就需要百花齐放。大家去尝试﹑去实验﹑去总结﹐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在不违背大的原则下﹐可以有不同意见﹐要宽容些﹐允许它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够用一个虚心的态度﹐除了自己的事业﹐也注意吸取人家的长处。你可以讨论﹑可以谈论别人的做法﹐但是不能说人家不好就要“下课”。

 

记者﹕钱老,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列主义讲台上一站就是20多年,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钱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关系有过颇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我们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往前走,还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升华,不断更新。

30年学马列、教马列,又回到传统文化上,是不是就抛弃马克思主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非对立,应该把二者相结合。所以我对我一生这两段,都不后悔,都不否定。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将人类面对的问题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二是认识和改造社会,三是认识人生和安身立命。马克思主义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儒学主要回答第三个问题,这样二者就形成了互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