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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文化大家——骆承烈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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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承烈,195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顾问、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学术顾问、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副团长,30多个学术团体的顾问、名誉会长、会长。撰写(含专著、参著)《孔子故里史迹》、《儒家思想与社会管理》、《孔子资料汇编》、《孔子评传》等几十部著作。撰文并出任历史顾问的大型文化专题片《文化巨人孔子》荣获“中国文献记录片二十年(1986-2006)优秀作品奖”,主讲《孔子与儒家思想》、《精读三字经》等教育专题片,创意、改编并任总顾问的102集《演说论语》先后获中国广电学会“百家奖”一等奖、“创新撰稿奖”、中国科技部“发明创新奖”等。

 

儒家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我们当代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习主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滋养的源泉?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当代国学大师骆承烈教授。

 

记者:骆老,您是著名的孔学专家,能否给我们读者先介绍一下您的孔学研究历程?

骆承烈:我是山东济宁人,6岁上学,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告诉我他是个大学问家。我记得学校门口贴了一个大孔子像,晚上路过一看被大风刮掉在地上,就捡回去了。一天,发现买粥的旧式硬币上印有孔子像,又缩食换了一张孔子像。这两张孔子像现在还在家里存着。这就是我最开始和孔子的“形象”接触。初中毕业以后,我到孔子故里曲阜上学去了。当时家里很穷,14岁背着行李步行90里到曲阜。两年后保送到山东师大,曲阜书院一成立我又回去了。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孔子研究,走了20个省,也经常到海外,出书也好,发文章也好,到处宣传孔子。我认为,孔子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中国人的思想灵魂中有很多要素都在其中。历史上,读书人乃至普通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还受到历朝历代的追封,这很不简单。千百年来,作为经典的孔子思想意蕴无穷,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结合自己时代对之深挖不尽,可以说是一个大学问。

 

记者:习主席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您能否谈谈对当今道德普及教育的看法?

骆承烈:确实如习主席所说。一定的意识形态既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经济,也可能对政治经济起相反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它们难免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但在具体执行中却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

1.理论脱离实际,片面强调学习外国,对本国传统美德重视不够。一提起古代,有人便不加分析地一律说过时,甚至把“仁义道德”当作贬义词。西洋乐曲代替了民族音乐,帝王将相没有一个好人,历史上的清官比贪官还坏。有人不但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好,政治上轻信西方的假民主、金钱统治下的自由。在价值观上强调西方的唯我主义、个体化,忽视东方的人际协调及社会整体论。种种数典忘祖的言行,影响了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与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多年来极“左”思潮盛行,尤其是“文革”期间大量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界批“合二为一”,经济界批“资本主义倾向”,史学界批“让步政策”。对传统文化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文革”借反“封、资、修”为名,否定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文化。

3.有的人认为普及没学问,谈到普及,只把它停留在口头上,对搞普及工作的人采取轻视的态度。多年来,有些人存在着一种好高骛远、孤芳自赏、不切实际的坏作风,认为普及工作极容易,普及的文章书籍浅显、没学问,不能登大雅之堂,普及工作不是自己这种大学者干的事。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不全面把握这些学问的基本精神,写不出来;不深入研究这门学问,写出来的东西也抓不住要领;只是观点正确、重点突出还不够,还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这都是普及的学问,是致力于普及工作者的特殊本领。有人说普及工作是“有学问的不愿干,学问少的干不了”,确有道理。我们提倡把深刻的道理明白地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内行觉得有学问,外行都能看得懂。不但能写还要能讲,这才是真本领。也有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人)意识到普及的重要性,认为通过传统道德的普及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也作过号召,但不能及时监督检查落到实处,这都限制了普及工作的开展。

当今社会一日千里,传递媒介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先进,均给道德教育普及提供好的条件。古代在简、帛上书写,中世纪用简单的印刷术进行普及,今天有了现代的印刷条件,有了电视、电脑等,更应将一切正确的知识和能够提高人们道德品质的内容大力宣传,而不应听任一些文化垃圾充斥我们的文化市场。普及工作如果被重视起来,将成为打开万千民众心扉的一把金钥匙。

 

记者:与道德相比,现代社会往往更为重视经济利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孔子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骆承烈: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经济基础,重视生产发展。孔子从来不是空谈家。他主张节约用度,爱护民力,在农忙时不得随意拉劳动力干活(“使民以时”)。孔子早年到齐国,回答齐景公治国之术为“政在节财”,控诉“苛政猛于虎”,反对季孙氏聚敛等等,都体现出这一精神。孔子重视经济基础的一个著名事例,就是他的“庶—富—教”三部曲。当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初到卫国时,在与弟子冉求对话中,提出人口多了应让他们富起来,富起来以后再进行教育的主张。还又一次,弟子子贡向孔子问如何从政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段话旨在说明当权者应该取信于民,但他却把“食”放到“兵”之上,即把经济实力放到武装力量之上,这是很高明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尤为重要。

2.关心技术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孔子谈到古代文化时,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认为商朝继承夏朝而来,但却发展了夏朝。周朝继承商朝而来,但却发展了商朝。日后千百年发展中的事,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一种发展的观点,社会前进的观点。当孔子谈到一些理想的器物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承认各个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本人重视实践,说自己“少也贱,而多能鄙事”。年轻时没有做官(古时做官为贵,不做官为贱),所以干了一些贵族们不愿干的生产劳动之类的事。“吾不试,故艺”,自己因为没做官,所以学到许多技艺。孔子教学中的“六艺”内容,有很多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他主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是说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只有人人做好本职工作,社会才能发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工匠要想干好自己的工作,他先要具备得心应手的工具。“有国有家者,尚技而贱末”,真正会治理国家的人,应该崇尚技艺,在末业(当时称不事生产的事业)方面不必过分看重,这也是肯定生产与重视生产技术的表现。

3.坚持义利结合,重大义轻小利。有人说孔子重义轻利,往往举出“子罕言利”为证。其实孔子是少言利,多言义。他重的大义大利,轻的是违反仁义道德标准的小利。在他的治国主张中,要求君、大臣们讲礼、讲忠、讲大利,一切服从国家利益,而不要拘泥于私利、小利。如有人责备春秋初年的管仲,说他早年兵败后,不随着自己的主人死去,反而事奉当年的政敌齐桓公,是不仁不义之举。孔子却不这么看。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变得富强,成就了一代霸业,使得中原人免遭苦难,建立起不朽功业,这和那些一辈子默默无闻、死到路边上的普通人来比,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他要求弟子们干出治国安邦、利民富国的大事,不要像小人那样整日为蝇头小利到处钻营,日夜劳神。他宁愿过那种“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穷日子,也不要那种依靠不仁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贵生活。

孔子是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一生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然对经济方面的论述较少,但并不等于他不重视经济。卫国人端木赐(子贡)是个商人,在当时统治者看不起商人的情况下,孔子却收他为弟子。《论语·尧曰》记孔子说起几项治国的内容时,第一项就是“谨权量”,即对那种作为经济标准的衡器(权,即秤砣,这里指秤)、量(斗、升等量器)都应规定下具体的标准,严格执行,以防止市场混乱。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孔子任中都宰时市场管理“器不雕伪”的主张。他提倡生产产品时重质量,讲信誉,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伪充真,这就是义中取利,对于那种相反做法的人进行惩处。有一个沈犹氏,为了多得利,夜里将浸满盐水的草喂羊。天明以后羊渴的很,拼命喝水,份量增加,便可多卖钱。孔子得知后,对他予以惩处。

 

记者:经济事业是一个需要管理者参与的行业。您觉得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能有哪些指导作用?

骆承烈:儒学是治国安邦之道,在经济管理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1.建立正规、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礼”最初的含意是祭神求福的一种仪式,后来逐渐演化为社会上“礼尚往来”的一些礼仪,再发展为社会上的种种制度。依据这一思想,历朝历代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制订了各种制度、政策、规章以及等级名份等,称作“法”、“律”、“典”、“则”、“宪”等等。这都是“礼”的延伸和具体化。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要想使事情按部就班地做好,就要循“礼”,即制订一定的规章制度,并依此行事。这样才能把管理纳入正常的轨道,使企业稳步前进、发展。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正名”说也属于“礼”的范畴。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定好位才能干好事,这就是孔子说的“正名”。

2.创造以人为本、发挥潜力的良好状态。仁学是协调、稳定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之学。它首先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干的事,不加到别人身上。其次是一种积极忘我的奋发精神。应该有“弘毅”的精神,认识到“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儒家仁政体现的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与今天的民主精神、人权意识是相通的。“人心是资产”的管理,换来的是一个成功企业的出现。用仁爱精神营造一个和谐协调的管理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企业日益发展壮大。我曾经提出“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的主张。仁的目标是追求和谐、协调。当然,“和”并不是始终一个调,一言堂,一团和气,而是企业负责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选择地撷取。不是粗暴否定,而要耐心听取。全对全用,半对半用,即使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亦可对其相反观点引起重视,加以防范,避免犯错。

3.掌握适度、适中、恰当的管理能力。“中庸”是孔子最推崇的一种道德,他把它称作“至德”,做一切事情能以“中庸”,就算达到了最高水平。一个人在研究、探索、认真、处理、解决问题时,应合乎实际和符合一定标准的方法和态度。一是“过犹不及”,事情要办到合适的程度,不要过火,也不要达不到,应该适当、适度、适宜。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了解事物两端的前提下,对它全面研究或理解,即抓两头,带中间。三是权变的思想。在既定的原则下,从实际出发,对事物采取灵活方式处理。《论语·述而》记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说孔子的形象是温和中带着严厉,有威仪而不凶猛,恭顺而安详。这种仪态显示孔子内在精神修养的崇高,给人以不亢不卑、不骄不狂、态度谦恭、平易近人的一幅长者形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辩证思想,可以用到企业的各个方面。一个企业做计划,订规划,都不要太死板,更不能走极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

 

记者: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实现复兴的基石之一。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骆承烈: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总积淀,而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思想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原创儒学、辅政儒学、玄虚儒学、正统儒学、变异儒学、无声儒学到救国儒学七个过程。孔子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下,同时还有一些不受时代限制的永恒思想,可以为任何时期、任何人所接受。因此,孔子思想历代永存,这也是至今仍有其现实社会价值的根源所在。文化乃一国之魂,国灭只要魂不灭就有希望。学习与教育是传承文化精髓的重要手段。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被殖民过甚至消灭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被人毁灭了。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思想通过教育得以薪火相传,形成了尊重与重视历史与传统的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接续这个民族意识特别重要,它能为中华民族明天的复兴提供永恒滋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