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汪林
骆承烈，195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顾问、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学术顾问、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副团长，30多个学术团体的顾问、名誉会长、会长。撰写（含专著、参著）《孔子故里史迹》、《儒家思想与社会管理》、《孔子资料汇编》、《孔子评传》等几十部著作。撰文并出任历史顾问的大型文化专题片《文化巨人孔子》荣获“中国文献记录片二十年(1986-2006)优秀作品奖”，主讲《孔子与儒家思想》、《精读三字经》等教育专题片，创意、改编并任总顾问的102集《演说论语》先后获中国广电学会“百家奖”一等奖、“创新撰稿奖”、中国科技部“发明创新奖”等。
儒家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我们当代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习主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滋养的源泉？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当代国学大
记者：骆老，您是著名的孔学专家，能否给我们读者先介绍一下您的孔学研究历程？
骆承烈：我是山东济宁人，6岁上学，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告诉我他是个大学问家。我记得学校门口贴了一个大孔子像，晚上路过一看被大风刮掉在地上，就捡回去了。一天，发现买粥的旧式硬币上印有孔子像，又缩食换了一张孔子像。这两张孔子像现在还在家里存着。这就是我最开始和孔子的“形象”接触。初中毕业以后，我到孔子故里曲阜上学去了。当时家里很穷，14岁背着行李步行90里到曲阜。两年后保送到山东师大，曲阜书院一成立我又回去了。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孔子研究，走了20个省，也经常到海外，出书也好，发文章也好，到处宣传孔子。我认为，孔子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中国人的思想灵魂中有很多要素都在其中。历史上，读书人乃至普通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还受到历朝历代的追封，这很不简单。千百年来，作为经典的孔子思想意蕴无穷，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结合自己时代对之深挖不尽，可以说是一个大学问。
记者：习主席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您能否谈谈对当今道德普及教育的看法？
骆承烈：确实如习主席所说。一定的意识形态既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经济，也可能对政治经济起相反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它们难免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但在具体执行中却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
1．理论脱离实际，片面强调学习外国，对本国传统美德重视不够。一提起古代，有人便不加分析地一律说过时，甚至把“仁义道德”当作贬义词。西洋乐曲代替了民族音乐，帝王将相没有一个好人，历史上的清官比贪官还坏。有人不但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好，政治上轻信西方的假民主、金钱统治下的自由。在价值观上强调西方的唯我主义、个体化，忽视东方的人际协调及社会整体论。种种数典忘祖的言行，影响了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与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多年来极“左”思潮盛行，尤其是“文革”期间大量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界批“合二为一”，经济界批“资本主义倾向”，史学界批“让步政策”。对传统文化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文革”借反“封、资、修”为名，否定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文化。
3．有的人认为普及没学问，谈到普及，只把它停留在口头上，对搞普及工作的人采取轻视的态度。多年来，有些人存在着一种好高骛远、孤芳自赏、不切实际的坏作风，认为普及工作极容易，普及的文章书籍浅显、没学问，不能登大雅之堂，普及工作不是自己这种大学者干的事。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不全面把握这些学问的基本精神，写不出来；不深入研究这门学问，写出来的东西也抓不住要领；只是观点正确、重点突出还不够，还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这都是普及的学问，是致力于普及工作者的特殊本领。有人说普及工作是“有学问的不愿干，学问少的干不了”，确有道理。我们提倡把深刻的道理明白地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内行觉得有学问，外行都能看得懂。不但能写还要能讲，这才是真本领。也有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人）意识到普及的重要性，认为通过传统道德的普及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也作过号召，但不能及时监督检查落到实处，这都限制了普及工作的开展。
当今社会一日千里，传递媒介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先进，均给道德教育普及提供好的条件。古代在简、帛上书写，中世纪用简单的印刷术进行普及，今天有了现代的印刷条件，有了电视、电脑等，更应将一切正确的知识和能够提高人们道德品质的内容大力宣传，而不应听任一些文化垃圾充斥我们的文化市场。普及工作如果被重视起来，将成为打开万千民众心扉的一把金钥匙。
记者：与道德相比，现代社会往往更为重视经济利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孔子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骆承烈：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经济基础，重视生产发展。孔子从来不是空谈家。他主张节约用度，爱护民力，在农忙时不得随意拉劳动力干活（“使民以时”）。孔子早年到齐国，回答齐景公治国之术为“政在节财”，控诉“苛政猛于虎”，反对季孙氏聚敛等等，都体现出这一精神。孔子重视经济基础的一个著名事例，就是他的“庶—富—教”三部曲。当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初到卫国时，在与弟子冉求对话中，提出人口多了应让他们富起来，富起来以后再进行教育的主张。还又一次，弟子子贡向孔子问如何从政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段话旨在说明当权者应该取信于民，但他却把“食”放到“兵”之上，即把经济实力放到武装力量之上，这是很高明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尤为重要。
2.关心技术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孔子谈到古代文化时，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认为商朝继承夏朝而来，但却发展了夏朝。周朝继承商朝而来，但却发展了商朝。日后千百年发展中的事，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一种发展的观点，社会前进的观点。当孔子谈到一些理想的器物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承认各个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本人重视实践，说自己“少也贱，而多能鄙事”。年轻时没有做官（古时做官为贵，不做官为贱），所以干了一些贵族们不愿干的生产劳动之类的事。“吾不试，故艺”，自己因为没做官，所以学到许多技艺。孔子教学中的“六艺”内容，有很多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他主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是说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只有人人做好本职工作，社会才能发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工匠要想干好自己的工作，他先要具备得心应手的工具。“有国有家者，尚技而贱末”，真正会治理国家的人，应该崇尚技艺，在末业（当时称不事生产的事业）方面不必过分看重，这也是肯定生产与重视生产技术的表现。
3.坚持义利结合，重大义轻小利。有人说孔子重义轻利，往往举出“子罕言利”为证。其实孔子是少言利，多言义。他重的大义大利，轻的是违反仁义道德标准的小利。在他的治国主张中，要求
孔子是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一生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然对经济方面的论述较少，但并不等于他不重视经济。卫国人端木赐（子贡）是个商人，在当时统治者看不起商人的情况下，孔子却收他为弟子。《论语·尧曰》记孔子说起几项治国的内容时，第一项就是“谨权量”，即对那种作为经济标准的衡器（权，即秤砣，这里指秤）、量（斗、升等量器）都应规定下具体的标准，严格执行，以防止市场混乱。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孔子任中都宰时市场管理“器不雕伪”的主张。他提倡生产产品时重质量，讲信誉，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伪充真，这就是义中取利，对于那种相反做法的人进行惩处。有一个沈犹氏，为了多得利，夜里将浸满盐水的草喂羊。天明以后羊渴的很，拼命喝水，份量增加，便可多卖钱。孔子得知后，对他予以惩处。
记者:经济事业是一个需要管理者参与的行业。您觉得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能有哪些指导作用？
骆承烈：儒学是治国安邦之道，在经济管理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1.建立正规、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礼”最初的含意是祭神求福的一种仪式，后来逐渐演化为社会上“礼尚往来”的一些礼仪，再发展为社会上的种种制度。依据这一思想，历朝历代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制订了各种制度、政策、规章以及等级名份等，称作“法”、“律”、“典”、“则”、“宪”等等。这都是“礼”的延伸和具体化。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要想使事情按部就班地做好，就要循“礼”，即制订一定的规章制度，并依此行事。这样才能把管理纳入正常的轨道，使企业稳步前进、发展。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正名”说也属于“礼”的范畴。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定好位才能干好事，这就是孔子说的“正名”。
2.创造以人为本、发挥潜力的良好状态。仁学是协调、稳定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之学。它首先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干的事，不加到别人身上。其次是一种积极忘我的奋发精神。应该有“弘毅”的精神，认识到“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儒家仁政体现的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与今天的民主精神、人权意识是相通的。“人心是资产”的管理，换来的是一个成功企业的出现。用仁爱精神营造一个和谐协调的管理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企业日益发展壮大。我曾经提出“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的主张。仁的目标是追求和谐、协调。当然，“和”并不是始终一个调，一言堂，一团和气，而是企业负责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选择地撷取。不是粗暴否定，而要耐心听取。全对全用，半对半用，即使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亦可对其相反观点引起重视，加以防范，避免犯错。
3.掌握适度、适中、恰当的管理能力。“中庸”是孔子最推崇的一种道德，他把它称作“至德”，做一切事情能以“中庸”，就算达到了最高水平。一个人在研究、探索、认真、处理、解决问题时，应合乎实际和符合一定标准的方法和态度。一是“过犹不及”，事情要办到合适的程度，不要过火，也不要达不到，应该适当、适度、适宜。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了解事物两端的前提下，对它全面研究或理解，即抓两头，带中间。三是权变的思想。在既定的原则下，从实际出发，对事物采取灵活方式处理。《论语·述而》记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说孔子的形象是温和中带着严厉，有威仪而不凶猛，恭顺而安详。这种仪态显示孔子内在精神修养的崇高，给人以不亢不卑、不骄不狂、态度谦恭、平易近人的一幅长者形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辩证思想，可以用到企业的各个方面。一个企业做计划，订规划，都不要太死板，更不能走极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
记者：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实现复兴的基石之一。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骆承烈：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总积淀，而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思想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原创儒学、辅政儒学、玄虚儒学、正统儒学、变异儒学、无声儒学到救国儒学七个过程。孔子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下，同时还有一些不受时代限制的永恒思想，可以为任何时期、任何人所接受。因此，孔子思想历代永存，这也是至今仍有其现实社会价值的根源所在。文化乃一国之魂，国灭只要魂不灭就有希望。学习与教育是传承文化精髓的重要手段。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被殖民过甚至消灭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被人毁灭了。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思想通过教育得以薪火相传，形成了尊重与重视历史与传统的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接续这个民族意识特别重要，它能为中华民族明天的复兴提供永恒滋养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