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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古典实学智慧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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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到,“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经世致用思想”。肇始于宋代、明清之际达到高潮的中国实学,其实就是以“实体达用”为理论框架、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涵的。它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中介和桥梁。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葛荣晋先生。

问:您是中国实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了一届常务副会长和两届会长职务。请问实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实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葛荣晋:中国实学是针对宋元明清“虚学”(“空寂寡实之学”)的社会弊端而提出的一种“实体达用之学”。所谓实体,一是主张以“气”为宇宙实体,二是提倡实性论、实功论和实践论的心性实体。所谓“达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国济民的“经世实学”;二是探索自然奥秘的“实测之学”,也叫“格物游艺之学”。

中国实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虽然古代实学的有些思想已经过时了,但它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践行者,继承了中国实学的优秀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习主席针对“空谈误国”的历史教训,提倡“三严三实”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实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说明,中国实学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开发、宣传、推广,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

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提到了十分重要的高度。您对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有怎样的感受?

葛荣晋:按照时间顺序和研究重点,我的实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至1989年,我们在肯定“早期启蒙思潮”、“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经世致用思潮”等合理成分基础上,提出了“明清实学思潮”。经过五年通力合作,反复讨论修改,以人物为纲的《明清实学思潮史》最终于1989年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计126万字。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4年,以《中国实学思想史》为代表的中国实学研究阶段。我由明清实学转向研究中国实学思想。在探讨和研究中,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实学就是一种“实体达用之学”。基于这一新认识,我组织同道者以专题为纲,开始编写《中国实学思想史》。在反复思考和征求同道者意见的基础上,又经过五年辛勤劳动,我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三卷本)共计135.8万字,最终于1994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称它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实学思想史,填补中国学术史与东方实学研究空白的学术专著”,既是“对中国十多年实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又为未来的实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和新方向”,“在中国实学研究领域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等。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2002年,以《韩国实学思想史》为代表的东亚实学研究阶段。出于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我从中国实学延伸到东亚实学研究。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会的资助下,经过多年努力,由我主编的《韩国实学思想史》于20021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0.1万字,同时它也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撰写的第一部系统阐述朝鲜实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在中国实学研究会的大力推动下,我和实学同行召开了数十次国内外实学研讨会,编撰出版了数十部实学论著,包括《晚清经世实学》、《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等。2014年,我出版了两部学术论著结集:一是《葛荣晋文集》(12卷),一是《葛荣晋学术论著自选集》(4卷)。《葛荣晋文集》的代序言是《我的学术创新之路》,把“创新”视为文化学术研究的生命。所谓“哲学创新”,主要含义有二:(1)敢于对现存哲学的错误和不完美性提出挑战,敢于大胆否定旧观点。比如中国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是谁?学术界一致认为是王阳明。根据张岱年教授提出的新观点,我在《王廷相和明代气学》和《王廷相评传》中,认为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是王阳明而是王廷相,并在两部书中做出了详细论证,从而恢复了王迋相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哲学创新的更为重要的内涵,是在否定已过时的旧哲学的基础之上,根据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大胆地创建新的哲学流派和新的哲学思想体系。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实学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了构建“中国新实学”的历史使命。

问:您在实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中国管理哲学体系。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特质是什么?

葛荣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不同于以农业为主体的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从这一基本社会现实出发,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也不能全盘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必须尽快按照时代的社会需要,建构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

由于东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对“什么是管理”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管理活动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但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认为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却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中国人对管理本质的认识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德性”文化,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尽管儒学、佛学、道学的管理思想不尽相同,但对管理基本特质的看法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管理哲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是中国人对管理哲学本质的科学解读。中国管理哲学中所谓的“人”,不是被物化了的“机器人”或“经济人”,而是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认为管理是始于“正己”而终于“正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这一命题,是从体用相结合的哲学高度立论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科学。孔子曰:“政者,正也。”“正”即“正人”,既“正己”又“正人”。所谓“正己”,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成功进行“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成功管理。“正己”是“体”,“正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中国管理学既讲“道”,又讲“艺”,是一门真正科学的管理哲学。因此,中国管理哲学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强调首先管好自己再管理他人。这是东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本质性区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这一特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管理学来剪裁中国管理学,势必会忽视中国提倡和重视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问:管理者首先要“正己”,就是要修养好自己。管理者处于“高位”,容易盛气凌人。您有时倡导“光而不耀”,来对治这一缺陷。

葛荣晋:是的。“光而不耀”是传统文化“中和之道”的一个重要辩证法命题。无“光”或过度“弱光”不利于人生,过度“强光”也不利于人生,只有“中和之光”才有利于人生。我们可以以暗淡无光喻人之逆境,以光采照人喻人之顺境。这里所谓“光而不耀”,是说人在顺境即在光彩、得意之时,也就是“有权、有钱、有名”之时,要牢记“光而不耀”的告诫,既不要过度地炫耀自己,也不要以强光耀眼他人,能够以“和其光”的平常心,低调做人,低调做事。这是一种不露锋芒的高超的处世哲学。

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文子,在诠释老子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时,指出:“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同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人怨之。”那么,如何处之才能不妒、不恶和不怨呢?文子从辩证法的高度,认为贵与贱、高与下是相互转化的。只有保持“光而不耀”的谦卑态度,方可无怨。他告诫说:“夫爵益(愈加)高者意益下(心愈谦下),官益大者心益小(小心谨慎),禄益厚者施益博(广济博施),修此三者怨不作。”这才是免除祸患、自我保护的法宝,乃一种人生大智慧。

“光而不耀”的原则要求圣人应具有“大智若愚”的高贵品格。这里,我讲一段哲学家老子与孔子之间的故事。老子在东周做官,官虽然小,但是他的学问却很大,因为他是守藏史,掌握着大量文献资料,因此在全国很有名气,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要从山东到洛阳问礼于老子,拜老子为师。有一次,老子在送别孔子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一言乎?凡当今之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处境危险的人),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意思是说,我这个官很小,也没有什么钱,不能送你以钱财,那就送你两句话吧:那些聪明透顶的人总是喜爱深察他人的缺点和错误,讥讽挖苦别人,所以他总是处于“近于死”的危险境地;那些学识渊博、能言善辩的人总是喜好在公开场所揭发别人的隐私,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危险的。上述两种人处境危险,是因为他们为小智所惑,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待人处世要“大智若愚”,“宽而勿察”,提倡“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糊涂哲学”,千万不能对他人大事小事都要“察之又察”,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使自己时刻处于他人怨恨的危险境地。这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宝。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项羽百战百胜,自以为是,以乌江自刎告终;苻坚投鞭断流,骄态十足,终于淝水败亡;李自成进驻北京,傲气毕露,导致起义失败。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一再告诫全党同志:“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

深圳某家证卷公司老总曾一度事业如日中天,在证券市场呼凤唤雨,堪称一位明星人物。在光彩的成功面前,他对人傲慢十足。当有人向他请教时,他既不让座,也不站起来接待,而是坐在他的大班台后面翘着二郎腿,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领导人的模样。一位资深证券商评曰:“败象已露。”果然,他的公司不久因巨额亏损而破产,最终从证卷市场上消失了。他的失败就在于成功后没有做到“光而不耀”。相反地,用友软件公司董事长王文京36岁时,由一个穷书生变成身价40多亿元的企业明星,身价虽然变了,但人一点也没有变,依然如往常一样谦卑、热情,能够虚心地听取企业员工的建议,接受客户和顾客的批评,听取专家的提醒和劝告,向知名软件企业发展目标前进。

问:自身修养好,才能为幸福人生奠定基础。改革开发30多年来,很多人并没有因为物质的丰饶带来精神上的丰富。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葛荣晋:现在的人活得不像个人。人是什么?人是形体和精神统一的动物。人生下来以后就是一个肉体,他要活下去,当然就需要衣、食、住、行、色,我们称之为人的物质、生理需求,这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少了这些东西,就活不下去,作为一个形体的人就不复存在,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一个贫穷的人,一个讨饭的人,一个家庭非常困难的人,是很痛苦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说空话,每个人要活下去,维持自己的生命,维持自己的家庭,必然追求财富,打造自己的财富人生,这样也会得到一定的幸福。但是,财富人生带给你的幸福是有限的:今天吃一顿好饭,感到很幸福,可是明天就忘了;今天买了一辆新车,感觉很幸福,但是不久也忘了:非常有限,而且时间短暂。总之,物质财富带给你的幸福、快乐是局部的、有限的。衣食住行色是人和动物的共性,人如何超越生物性,这就有一个转化问题。孟子讲过一句话:人和动物的差异就那么一点点,树立了人文精神,就成为真正的人,否则就变成了动物。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很有钱,打扮得也很漂亮,在我看来他不是“人”。为什么?因为动物具备的东西他都有,可人具备的东西他都没有。

人性的需求是有规律性可循的,当人吃饱了以后,一定把自己从财富世界转化成一个人文的世界,由物质家园飞跃到精神家园。第一个人生就是道德人生。我讲了几十年中国哲学,琢磨什么叫道德,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心中只有自己,那叫缺德的人;心中有他人的人;那叫有道德的人。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他人,没有企业整体利益,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的利益,这个人就不是人。要打造一个道德的人生,活着光明磊落,潇潇洒洒。第二个人生叫智慧人生。智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哲学智慧、人的辩证思维头脑,动物肯定是没有的,我们要有智慧的人生。比如说以柔克刚,只有“刚”的话,要压断自己。忍耐也是一种智慧,这就叫以柔克刚,当然不能无原则的忍耐。比如说大智若愚,大事上清清楚楚,不能糊涂,小事上装糊涂了,若愚者不是真糊涂也。孔子讲过一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多少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一件小事,两个汽车撞了;因为小事打起来,最后就把一个人杀了,进监狱了。智者辩是非,辩利害,这就是聪明人。失败由人决定,成功也是人决定的,人生的光彩与灰暗都是自己决定的。第三个人生叫潇洒人生。过去香港有一个歌手唱过一首歌《潇洒走一回》,现在一些地方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大眼瞪小眼,你防我我防你,在这样环境里生活,人能潇洒起来吗,潇洒不起来。在财富人生基础上,如不继续往前走,打造自己的道德人生、智慧人生、潇洒人生,怎么能潇洒、快乐呢?

问:相当一部分人有钱有权有名就“任性”,结果却造成了很多痛苦。应该如何从文化上解决这一问题呢?

葛荣晋:一个人如果是唯钱所抑,为权所抑,为名所抑,为这三个字所抑,做生意的整天脑子里就是钱,怎么想办法赚钱,赚了钱又怎么花。钱是可爱的,但钱又是可恨的;钱本身是无罪的,因为钱是中性的,无善无恶:但是如何用这个钱是有善有恶的。多少企业家在他穷的时候是人才表表,而且很有道德;有了钱以后,不懂得如何花钱,结果不是进了监狱就是进了地狱。有的人为了钱,适可而止吗?不,一算今年是两千万,明年要三千万,后年要四千万,整天生活就是一个“钱”字。他就忘了人活得不只是有钱——这样的人生能幸福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老祖先很聪明,在这方面有很多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回归“国学”,这是时代造成的,绝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哄起来的。一个学术潮流的出现,是因为大家需求,需求智慧,需要从老祖先那里找到自己需求的东西,所以大家才学国学。

问:回归“国学”,就是要从包含了很多“经世致用”实学成分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找智慧人生。您觉得当下我们有哪些入手之处呢?

葛荣晋:对于大众学习传统文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读书。读书是一种人生境界,传统典籍中的人文道德修养可以使人健康长寿。在静静的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丰富的人生阅历去解读书中所阐述的哲学智慧和人生理念而有所悟的时候,可以明理,可以观史,可以鉴人。顿时,就会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钱、权、名、色等“身外之物”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完全摆脱了令人痛苦的世俗“功利境界”而升华为“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快乐和谐。读书使人超脱,读书让人宁静,读书令人满足。这是一种精神享受,更是一种心灵净化。所以,法国著名哲学家梅里特在《人是机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

实学的智慧,最终要落实到人生的践履中。学习传统文化,践行传统美德,不能光读书而不实践。书中的知识和美德要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在实践中亲自体验。其实传统文化和美德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通过读书和践行,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样,践行核心价值观,也并不遥远,就在脚下,“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细落小落实,立足今天,从现在做起。”孔子是古代“终身学习”的典范,他一生都在努力读书,追求道德境界。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活到老学到老,在读书和践行中不断充实自己知识,使自己具有终身学习和驾驭知识的能力,为走向成功人生之路奠定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