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

——专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

               本刊记者   汪琳

问：您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印刷了十余次，影响很大。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

答：提起传统文化，有人认为指的就是几本古书，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其实，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就是传统文化。

似乎可以这么说，在我国，每个人都离不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己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观赏名胜古迹，欣赏书画展览、民族乐曲，了解民俗风情等，己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爱好。而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

除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公职人员和离退休老年朋友，对朗读诗词、鉴赏文物、阅读书刊、聆听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些朋友临摹字帖，写得一手好书法，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和幸福。除此，有些高等学校己经开始讲授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受到青年朋友们的欢迎。而在全社会，各种新闻媒体己开始结合具体的社会事例，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上事例说明：在我们国家，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应当了解一门公共必修课，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问：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有没有一个主题呢？

答：《尚书·尧典》里有“文明”一词。文明指什么呢？文明是指治国者的道德品质、才能就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叫做“文明”。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漫长历程。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人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就叫做文化。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要创造文明、建立文明、推进文明，在这个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叫做文化，这是正面的。但是文化里也有糟粕，也有教训，那种神秘主义，那种和时代不协调的东西，如迷信、愚昧等等，就是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文化离开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就说不清楚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如果要用文字语言来表示的话，就是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什么是天道？就是讨论天地的来源和自然的法则。人道就是人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是传统文化的主题。政治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等都和这个主题有关系，它的涵盖面很宽，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概括进来。天道和人道成为传统文化的主题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所决定的。

 

问：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滋养。您认为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答：“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是两个概念，这二者有什么关系？我提出以下四点供参考。第一，文化自觉通过知识分子促进社会发展。知识分子是知识和文化的拥有者，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自觉的代表。从历史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方略，这些得以实施，便产生推进社会的客观效果。当然，不能狭隘地认为只有治国安邦的具体方略才使社会进步，更为抽象和更带普遍性的思想理论，不但表现了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且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还可以看到，文化自觉引导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又促进人们文化自觉的提高，二者相辅相成。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人们对于文化自觉的尊重也就是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费孝通先生将他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人生体验浓缩在“文化自觉”这个主题中，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和哲理性。

第二，文化自觉与大学功能的统一。文化自觉并不单纯是个人的知识，只有当它从个人转化为群体文化自觉的时候，才能引领社会前进，而大学就成为这个转化的关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叙述我国一百多年来大学的历史与文化自觉的关系，其中一个基本论点是：大学应当是文化自觉最高、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场所，因为这里有丰厚的文化积淀。

当大学在理念上和实践上自觉地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二者并重，并探讨二者的融合时，大学的文化自觉才得以实现和提高。如果大学只是墨守技术万能的观念，轻视或排斥人文社会科学，这个时候，大学的文化自觉便受到压抑。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大学多次研讨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问题，有一种主流意见认为，大学应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不能没有人文文化，不能没有社会科学，不能没有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在大学里多种学科的渗透、融合，这才能体现大学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在此问题上我常以费孝通先生为例，他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相当宽阔，有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又用“文化自觉”将不同的学科贯穿起来。这说明多种学科的融合有助于“文化自觉”的提高。

第三，从“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20世纪初，人文学术大师王国维提出“学术自觉”，要求学人们对于中国人文学术和西方人文学术进行比较，以便看出他们各自的特点和长短，以西方学术之长济中国学术之短，将中学与西学的优点加以融合，为中国人文学术开拓道路。这在20世纪的中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出现的种种新问题，提出“文化自觉”，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多元文化并存。

从“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反映了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国学人的眼光不止于本土，而且扩展至全球。费先生谈到人的生命的有限和文化创造的无限，说明文化历史的不朽性、持续性。这一论点如果要找佐证，我想，从王国维到费孝通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之一。对人类文化长河有过创造性贡献的人们，他们的业绩是不朽的，虽然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费先生倡导“文化自觉”，主要将人的有限生命融入无限的文化历史长河，所以他说：“认识人就是认识整个文化”，反过来，认识整个文化也就是极大地提升了人的存在意义，这是非常深刻而且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人生哲理。

第四，关于“文化自觉”的引申。这种引申来源于现实生活。从现实中可以看到文化知识与文化人格分离的若干现象，这就是说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未必都具有高尚的人品。为解决知识与人格的分离，我觉得需要从文化自觉中引申出道德自觉。

从现实中还可以看到，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分离。如果没有文化创新，其传承也会失去活力，因此应该将文化自觉引申为理性自觉，鼓励人们用独立的理性去审视文化，用以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

总之，文化自觉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和多学科视角的问题，我只是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作了一点探索。我觉得人的精神世界的丰满，要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自觉为文化的认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如果作一个形象的譬喻，说文化自觉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活水源头，是非常贴切的。

 

问：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上看，文化都是多样性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又是怎样能够“会通”在一起的？

答：“会通”一词正式出现于《易传·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两宋之际的史学家郑樵很重视“会通”精神，不过他所强调的会通主要侧重史书编纂体例与原则，旨在裁减史料，会聚古今，通融为一，使史书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避免古今悬隔、人事迭出、叙述不当的弊端。

面对西学东渐，最早明确论述文化“会通”主张的，是明末学者徐光启(1562—1633)。他在1631年上呈崇祯皇帝的奏折《历书总目表》中陈言：“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徐光启对“会通”的用法，源于《易传》，但是属于旧语新用，指的是：中西历法学应该互相取长补短，中国人不应该囿于祖制成法。

其实，中国早期儒家思想很多地方体现了“会通”精神。比如说：《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也含有墨家思想的痕迹。例如“选贤与能”就和墨家“尚同”思想相似，“老有所终”一段又相似于《墨子·兼爱中》“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甚至“大同”这一名称也可能是从墨家“尚同”而来。同时《礼记·礼运篇》有些地方也受了《老子》的影响，如称“大同”世界为“大道之行”，“大道”是道家的术语。可以看出，“大同”理想主要源出于儒家，同时也吸收了墨家和道家之长，而非一家之专利，这就是会通精神的体现。

中华文化中“会通”之学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看到其它学派与自己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它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纠正自己理论上的不足，使之“与时偕行”。它不排斥域外的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它，并吸收它的优长处，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会通”不是轻易可以达到的，需要有长期艰苦的研究，开拓学术视野，在不同思想观点的论辩中才能逐步达到这个境界。对“会通”也应进行具体分析，它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可一概而论。

从近代历史来看，“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论都割裂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分割、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中华文化如实地看成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而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贯通。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与创新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会通融合，也不会产生新思想，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当然不可能进行学术思想的会通。这个道理渗透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值得我们深思。

 

问：各种不同的文化背后都反映了人文的理念。我们今天如何通过提高人文素质来弘扬民族精神呢？

答：我国是一个具有5 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传统的国家。“人文”一词，有人认为，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是一种误解。西周产生的《周易》，不仅有“文明”，而且有“人文”一词。《周易》提出这样的观点：每个君子，必须要学好两门学问：第一门，天文，指天体的运行情况。要知道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换，季节的变化，目的是要把农业生产搞好。另一门学问，叫“人文”。“人文”有两种含义，第一，指的是一个人应该有文明的修养，彬彬有礼，很讲礼貌；第二，是指国家有很好的制度，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周易》提出，用人文去“化成天下”，即用文明精神去影响社会，使社会从制度上、思想上和民风民俗上趋向于文明。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理念，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人文”的意蕴，随着历史的演进，内容也不断地丰富。

我们从有关西周时期丰富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经用礼、乐文化对人们进行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文教育。什么叫道德？简单地说，就是按照“应该”做，不应当做“不应该”的事情，目的是使人的行为规范，有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在道德的问题上，许多大哲学家写了很多的书。如中国第一位大哲学家、教育家孔子，说自己15岁就立志修养道德，到70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所做合乎道德规范。70岁以前做的事有的符合，有的不符合。这也意味着，道德修养是一生一世的事。人要以高尚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地反省哪些事做得对，哪些事做得不对。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应该心里有愧。

在以官学为主，以私学和书院为辅的我国漫长古代教育中，虽然也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内容，但总的说来，还是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人文教育。这种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人文教育，在宋明时期的书院教育中已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不仅出现了朱熹、王守仁等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大师，而且培养教育出了不少传承薪火的高足弟子。但书院教育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还没有很多分科，也还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实验教学。

20世纪最早提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1907年写了《科学史教篇》(自然科学史讲义)，后面有一句话说：我们需要牛顿，也需要贝多芬；我们需要达尔文，也需要莎士比亚。鲁迅的意思就是既需要科学教育，也需要人文教育，目的是使人性得到全面发展。

所以中国大学刚建立的时候，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还是比较平衡的，不分轻重。1946年我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蔡先生的治学方针依然保留，哲学系的本科生除了自己专业外，还要学习两门以上的自然科学课程。我自选的是物理学和生物学，还选学了数理逻辑课。这些自然科学的教育，对我这样一个文学院的学生来看，几十年过去了，感觉大有好处。我接受了科学逻辑的初步训练，虽然学的很少，但是很需要。而理科的学生，则必须选择一门文史哲方面的课程。

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都曾在西南联大接受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这些对他们的爱国思想和人生方向的选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杨振宁还在昆明读高中的时候，他父亲利用一次暑假，请老师教他读《孟子》。后来杨先生常讲，这对自己成长、以后搞研究和做人，作用很大。

文化素质教育事关我国民族复兴的大业。民族复兴，是我国的总目标和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核心。现在有人讲意识形态不好，与学术自由背道而驰。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就算美国，老实讲它的意识形态也是比较强的。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就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民族复兴问题，叫“振兴中华”。当时中国被列强压迫、欺负，抬不起头来。在国外，华人受歧视；在国内，我们很多经济、政治权利操纵在列强之手，中国人不能扬眉吐气。必须要振兴中华，要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孙中山为之奋斗了一生，功绩很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几十年，1949年基本取得了民族独立，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参加联合国，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老一辈的专家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例如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农民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但我国进入联合国的消息一传来，梁漱溟立即到燕园见老友冯友兰，说今天不论用怎样好的语言来评价毛泽东，都不为过。民族复兴的意义我有亲身感受。我们需要民族复兴这样一个指导方针，需要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来提高民族的凝聚力。

 

问：我们近代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发展史。只有不忘民族忧患，才能开创未来。

答：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两个字：“忧患”，有来自自然界，也有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中华民族在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长期历史中，产生了忧患意识，形成系统的理论，转化为民族的实际行动，所以总能战胜困难，不断前进。众所皆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他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象传》举例说，殷封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易传·系辞》进一步研究了事物变易的内在根源，认为阴阳、刚柔、动静、吉凶、祸福、存亡等对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用“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八个字来说明：人们认识事物变化之奇妙，赞之为“盛德”。洞察此，君子们才能够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是从事物变易之理推断而出，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中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形态。中华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绵延不断的辩证思维，使中华民族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正反两面，并且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

问：民族复兴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什么关系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复兴，大致有三种含义：第一，我们国家要振兴，要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提民族振兴，非常自然、非常符合逻辑、非常符合历史实际。被外国侵略者压迫了100多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提出民族复兴、民族振兴呢？这是共同愿望，现在具体道路已经找到，民族复兴正在逐步地实现，所以提出民族复兴这个口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合理、最有力的一个战略口号。第二，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世界其他国家处于平等地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100多年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平等地位，老是屈辱的，所以1949年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里，毛泽东讲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意义重大，很重要。第三，要为人类文明多做贡献。有的报刊上讲，什么是民族复兴呢？就是要恢复汉、唐雄风。汉代，中华民族的文明处在世界最前列，唐代也是如此。但是，今天我们的文化复兴，我觉得不是一个恢复汉、唐雄风的问题，把汉朝那些文化全部搬到今天来也不行，搬不来；唐朝那一套文明全都搬来，也不能。所以文化复兴包含着这样几个意思：一方面我们要宣传优秀的民族文化，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它的不足，它的糟粕，我们也不去宣传它。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不继承，我们国家要有文化复兴是不可能的，这是基础。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向全人类优秀文化学习，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全人类的优秀文明都要学习。

第二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今天很突出。21世纪，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引起观念上有哪些变化，很难预料。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究竟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怎样，值得讨论，不光是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西方，20世纪有很多新的伦理学产生了，比如科技伦理、环境伦理、法律伦理，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新兴的科学，还没有完全移植过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到，如果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在做人方面，记住一些内容，记住一些名言，懂得里面一些深刻的道理，上网以后，痴迷的程度就会减少，而且他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就会减免网上被欺骗、引诱的危险性。在21世纪初，谈我们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不能不谈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第三个方面，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有这样的看法：西方大众文化进来了，不要太担心，凭这些东西把中国的青年人完全西化，不大可能，其中有健康的东西，还可以吸收进来，消化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内容。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担心开放以后，外面进来一些东西，对我们本土文化冲击很大，那怎么办？经过20年的考验，看来担心是不需要的，另外一种文化完全代替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看来是不可能的。对人类文化了解得越多，有了比较，对本国的民族文化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另外一方面，对本国的主体文化研究得越深，对西方文化越有鉴别力，哪些是健康的，哪些不是健康的，哪些取，哪些舍，越有鉴别力，越能准确地吸收它的优点，弥补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必须要有这个根基，没有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完全向外面学，缺少鉴别力，就可能走一些弯路。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精神是通过民族文化来传承的。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不可分割。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民族复兴的提出，反映的是人民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走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中创造并建设支持民族复兴的观念体系。所以，没有整个民族复兴的需要，就没有文化复兴的动力。同样，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反映着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没有文化复兴，就没有民族复兴的资源。这就是说，没有民族复兴的信念，没有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民族复兴的理想很难实现。